摘要：中国古代的人物画中，有一类存在于需要田野考古发掘的艺术遗迹里，比如墓葬、石窟壁画和画像石等，是需要科学复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也需要艺术考古学理论来支撑。这些是艺术考古学和古代人物画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讲，考古学中的方法论，比如地层学、类型学甚至具体的如布方法、西南深的发掘方法，都对于中国人物画的研究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中国人物画；贡献；汉画像石；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寻求突破
要论述艺术考古学与人物画之间的关系，就得弄清楚什么是艺术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研究什么对象，解决什么问题，而中国人物画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艺术考古学对于人物画又有怎样的帮助。
首先，考古学的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而艺术考古学是在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艺术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它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考古学基本理论，同时有文化人类学、图像学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资料的运用。
这里的人物画专指中国画人物。中国人物画有自己的发展历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岩画出现，彩陶等器皿上也描绘有人物形象，并且生动传神；后来的战国、秦汉有了帛画人物，初具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色。汉代大批出现画像石、画像砖，其中描绘的人物兼备绘画和雕刻的风格面貌；魏晋时出现了士大夫画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都独具特色，自成一派；唐代更是出现大批画家，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都是历史大家；北宋张择端、南宋梁楷则代表了古代人物画的表现形式和技法已趋成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至元明清，文人画家们或职业画家们创作出不少杰作。明代陈洪绶的《隐居十六观图册》达到至高境界。清代则以清末海派为最高峰，任伯年是代表人物，工笔写意兼长，对现代人物画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初，一批画家留学欧洲，西方素描造型传入，促进了国画人物的流变，徐悲鸿、蒋兆和、姚有多、方增先、刘文西、王子武、何家英等人物画大家都深受影响并且在人物画上有了很高的造诣。
古代的人物画有一类是传世的，经过私藏或宫廷保存流传下来的画作，这些作品不需要去实地进行考古发掘。另一类是需要田野考古发掘的艺术遗迹，比如墓葬、石窟壁画和画像石等，是需要科学复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需要考古学理论支撑。这些是艺术考古学和人物画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以下分别以汉画像石、墓室壁画、石窟壁画等几类为例，谈谈艺术考古学对于中国人物画的意义，以及这些画作或雕刻的艺术价值和对今天的启发。
首先谈谈汉画像石，汉画像石是汉代以前的中国美术的巅峰，对之后的美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有较大的艺术考古学意义。汉画像石是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石刻壁画，多数为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题材，它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从考古发现来讲，汉画像石在汉代美术作品里面是发现最多也是画作内容最丰富的。汉画像石中的散点透视构图方法是之后的中国画标准的构图模式，其中的人物造型古朴，活泼生动，不工于精细却栩栩如生、自由奔放。相比于后来宋代的工笔人物画，我更喜欢这里面的人物画，古朴、大气，也影响了以后的民间绘画。它蕴含政治、军事、文化的内容也对于考古学在汉代这些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无论对艺术考古学还是人物画乃至中国画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成果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隋唐以来的墓室壁画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汉画像石的精华。陕西关中地区许多唐代帝王陵墓以及陪葬墓里就有大量壁画，这些壁画得以面世，艺术考古学居功至伟。考古团队在对关中帝王陵的调查基础上，发现大量唐墓壁画。其中，章怀太子墓壁画、懿德太子墓壁画和永泰公主墓壁画都是经典之作，这些壁画据推测有名家参与设计与绘制，技艺精湛。画中简练传神的人物，风格独特的建筑，精美绝伦的器物，大气磅礴的山水和鲜活的动植物。例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阙楼仪仗图》，该图绘于懿德太子墓第一过洞南壁，学术界也细分为《阙楼图》和《仪仗出行图》。阙楼是唐代宫殿门前的标志性建筑，在唐墓壁画中不惟此例，但多是单阙或双阙，只有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阙楼是三出阙。阙楼是用界尺和木枝起稿绘制的，这属于界画的技法。阙楼的立柱、斗拱、门窗等部分都用红色平涂，底部方形墩台、庑殿形屋顶皆用墨色晕染。整个阙楼显得气宇轩昂，彰显皇家气派。阙楼的背景是起伏的山脉，巫鸿先生认为此山水有唐代大家李思训的特点；画面的色彩多为赭石，辅以石绿色，红、黄、青色有所点缀。山体用赭石晕染，轻重得体，山石的明暗是通过颜色的浓淡变化来体现的。勾勒山体的线条劲挺、硬朗，表现出山的突兀和挺拔；整幅图用的是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法，对高远、平远和近远法的运用非常成功。图中近200个人物，线条遒劲，人脸刻画逼真，使用了西域传入的凹凸晕染法。设色多用朱砂、石绿、白色，明艳而不失沉稳。仪卫的形象极为生动，视线统一朝向斜前方，站姿挺拔，气势磅礴，且神态各异，百人百面，极少有雷同。画中起伏的山峦，宏伟的阙楼和庞大的仪仗队安排得合理自然，井井有条，人物和车马的排列整齐而有序，疏密关系处理得非常巧妙，由此可以看出唐代画师的技艺之高超。《阙楼仪仗图》是研究唐代建筑以及官员和仪卫服饰的重要图像资料。
唐墓壁画体现了唐代的礼仪、习俗、服饰、娱乐方式和建筑特色。尤其人物画的勾线、晕染和设色，对于后世的人物画影响颇深，承前启后，对于当今的人物画依然有重要的学习和研究價值。对考古学研究唐代世俗、宫廷生活来说是宝贵的资料。唐墓壁画的发掘和研究，有助于完整的构建唐代绘画史，这正体现了艺术考古学对于人物画以及艺术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比墓室壁画规模更宏大，体系更复杂的则是石窟壁画。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作为中国四大佛教石窟，各自有辉煌的历史和重要的宗教与艺术价值，但对于艺术考古学和中国画乃至世界文化艺术来讲最重要的无疑是敦煌的石窟群。其中有莫高窟、东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莫高窟最为重要，规模最大。
2015年十月，笔者和导师及十余同学前往敦煌考察写生，经过半个月的考察，我们真的被敦煌灿烂的文化艺术所震撼。古印度的佛教雕塑和石窟壁画艺术传入中国，促成中国佛教艺术的诞生，并体现在诸多石窟的雕塑和壁画中，逐渐融合中国本土风格，博采众长，不断发展，中国佛教艺术得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体系。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壁画，其中第一处是莫高窟第254窟中的“萨埵那舍身饲虎”，为北魏时期所绘。画中最大的场面是“饲虎”，突出描绘萨埵那被咬食的躯干和张牙舞爪的饿虎正在啖食人肉，利用细节来深化悲剧主题。全画构图严谨，穿插合理，浑然天成，充满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这种强烈的悲苦正衬托出了灵魂的善良。画面中是山间怪石、荒凉的野外、活跃的人物和奄奄一息的老虎。在绘画上，奔放洒脱的线条、爽利的用笔，描绘出人与虎生动的姿态。该幅壁画将北魏时期人们对于佛教的狂热着迷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处就是莫高窟第57窟的观世音菩萨，我们称为“美人菩萨”，为唐代所绘。菩萨表情含蓄、生动，色彩及其协调，画面轻松而又有节奏拿捏，我非常喜欢。这些壁画对于当代重彩人物画尤其是颜料和技法的研究，相当有价值。敦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确实是艰难漫长的过程，王道士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16窟，到后来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陆续带走经卷和文物，日本人、美国人、俄国人又带回大量文物，看似是掠夺，但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和研究。后来考古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都前来考察、研究和学习。考古得出的资料成果有助于敦煌艺术的研究，而艺术家对壁画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反向地指导考古工作的进行。这恰恰也说明艺术考古学和艺术、绘画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互相有着指导和推动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讲，考古学中的方法论，比如地层学、类型学甚至具体的如布方法、西南深的发掘方法，都对于绘画，对于人物画的研究和创作有指导意义。地层学主要区分文物的年代，人物画史的研究同样可以根据时间先后和朝代变迁进行区别研究、梳理脉络；而类型学，即分型学，用在人物画上可以对应人物画的类别、风格差异。对写意、工笔、重彩、白描、水墨、文人画、宫廷画分别去探索研究；布方法同樣适用，看人物画属于哪一“板块”，定位准确，然后深入挖掘研究。虽然听起来张冠李戴，但我认为这些研究方法和思路是相通的，可以互相渗透和借鉴。
艺术考古学的每一步探索和新发现，会给中国人物画的研究带来新材料和新课题；中国人物画对艺术考古学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又给艺术考古学吸收借鉴和诠释，两者相得益彰。这两者又是交叉的互为边缘的学科，互相引入各自的理论方法与话语体系，会保障艺术考古学与中国人物画研究成果的共享化和社会化，更深一步地揭示两者的社会动因、生态适应、文化动力以及社群、民族、国家的多种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才能具有普适性、开放性和兼容性。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艺术考古学和中国人物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推动。艺术考古学的不断完善和考古工作的进行对人物画的研究功不可没。而人物画的研究与当代人物画家的创作又对艺术考古学提出新的需求，反过来推动艺术考古学的进步与突破。作为人物画专业的研究生，我希望在今后的人物画学习和创作中，多关注艺术考古学的新成果，并利用艺术考古学的思维指导自己的艺术创作，寻求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0.8
[2]孙婧：《原始图腾与民间美术研究》第68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8-23
[3]周天游：《懿德太子墓壁画》第18—30页，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
作者简介：王空谷（1992.1—），男，汉族，籍贯：陕西西安人，西安美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人物画创作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