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的三个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在2010年12月4日“国际儒学论坛·2010”上的发言认为：
哲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如果停止了新陈代谢、丧失了创新力，哲学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失落。以儒学的发展为例：从孔子整理编纂“六经”、创立儒家学派到董仲舒建构“天人感应”的哲学体系，再到宋明理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赋予儒学新生命，儒学在其2000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尽管有时式微，但总体来说生生不息。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断创新。
对于儒学而言，创新是在继承往圣和诸子的基础上超越他们，既不照着讲，也不接着讲，而是充分把握时代的现实需求，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话题建构新的哲学理论，做到自己讲、讲自己。儒学的不断创新蕴涵着三个维度。
其一，核心话题的转向。哲学常常以核心话题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理念创新，核心话题的转向是哲学创新的一个基本路径。汉代大儒董仲舒适应当时社会价值平衡、追求中和之道的需要，参通天、地、人三道，以天人同类、感应相动的“天人感应”学说实现了哲学核心话题从先秦的“道德之意”向“天人之际”的转向；宋代道学家在重建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又汲取“道德之意”的源头活水，使魏晋“玄冥之理”转换为“净洁空阔底世界”，让隋唐“性情之原”变为相对相关的价值空间，创建了“理气心性之辨”的核心话题。正是核心话题的创造性转向，使儒学不断获得新生命。
其二，诠释文本的转换。文本是思想和话语的载体。哲学家必须凭借对经典文本的学习、思考和诠释，才能准确提炼体现时代精神的核心话题，推动哲学不断创新。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六经”。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哲学理论，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是《春秋公羊传》。魏晋玄学依据的诠释文本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宋明理学家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理学所依据的诠释文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教本。无疑，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儒学创新的一个重要元素。
其三，人文语境的转移。哲学属于爱智的学问，体现了一个民族热爱生命、追求智慧的心路历程。就此而论，哲学创新表现为体现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人文语境的转移。正是两汉“百家殊方”、道术分裂的情境，使董仲舒大力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大一统的格局。正是唐末五代的腥风血雨带来“百花凋敝”的情境，倒逼出两宋的弘文措施。两宋广开书院讲授儒典，兴建学校培养士子，既强化了学者对国家政权的自觉依赖，也促进了文人对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和对哲学思想的自由创造。因此，哲学要不断创新，就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人文语境进行深刻把握和理性回应。
文艺的理想不能脱离现实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张乐林在2010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上撰文认为：
文艺的批判精神，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
文艺的自我实现论和文艺的审美超越论这两种形态，显然忽视了文艺的理想对现实的理想的审美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赫·马尔库塞文艺思想的翻版。与恩格斯要求艺术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不同，赫·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只有服从自己的规律，违反现实的规律，才能保持其真实，才能使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艺术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作为虚构的世界，作为幻象，它比日常现实包含更多的真实。”(《现代美学析疑》，赫·马尔库塞等著，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4月，第35页。)在赫·马尔库塞看来，艺术所服从的规律。不是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因此，赫·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事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在赫·马尔库塞看来，“先进的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变成一个由腐朽的戒备森严的垄断阶级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整体也包括了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级相等的需要和利益。”(《现代美学析疑》，赫·马尔库塞等著，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4月，第22－23页。)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为流行的需要体系所支配。而被剥削阶级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现有权势，艺术将越是远离“人民”。可见，赫·马尔库塞只看到了人民被统治阶级同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斗争的一面。也就是说，赫·马尔库塞在强调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力量时，不但没有看到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文艺对这种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
文艺的批判精神，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相统一，否则就会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
文化产业要科学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周文彰在201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上撰文《文化产业要科学发展》认为：
科学发展，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根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基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文化产业就是要坚持这样的发展。
第一，文化产业要大力实践“发展是硬道理”。整个“十二五”是中国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是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春天。要紧紧抓住和充分利用好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产业超常规发展，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第二，文化产业要避免浪漫式发展。文化产业受流通、消费和分配(生活水平)的制约很大。固然生产可以推动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发展，但流通、消费和分配的发展状况也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发展文化产业不能仅靠关门想项目、外脑出“创意”，更要充分根据流通、消费和分配的现实状况适度超前发展。仅靠没有多少客观可能性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创意就投资，只能是一种浪漫式发展，结果只能被客观规律碰得头破血流。这样的文化产业投资已经频频出现。
第三，文化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这些年，大凡新兴产业或新兴项目都出现过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重复建设。当前文化产业高调登场，最需要规划引导、产业引导、政策引导、市场引导，包括我
们专家学者的理论引导，新闻界的舆论引导，防止一些项目一哄而上，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四，文化产业要警惕糟蹋和破坏文化资源。不具备必需的开发财力，不具备必要的开发技术，不具备合理的开发思路，面对文化资源进行低水平的、低俗的、粗糙的开发，就是糟蹋，就是破坏。这样的开发，就是犯罪，既破坏了先人的文化遗产，也砸了后代的文化饭碗。我们一定要谨防这样的开发。
第五，文化产业要杜绝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发展文化产业应该以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前提，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打着文化产业项目的旗号，“圈地”、“囤地”。意在房地产开发的“文化产业”，就更值得我们小心了。
第六，很多文化产业属于内容产业，要求健康无害、积极向上，有利于科学发展，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坚持科学发展就更加重要。
创新是中国文学融入世界的必由之路
西安外国语大学张保宁在201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撰文《文学创新与世界眼光》认为：
全球化的时代张力，为当代汉语写作具有世界性意义提供了可能和机遇，而要使中国文学自觉地融入世界，就必须以世界眼光来不断创新民族文学。
首先，要不断创新民族文学观念。文学观念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核心思想和理念，包括对文学本质、文学功能的认识，也包括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等关系的理解。文学观念的创新，直接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文学能否繁荣，能否创出新绩，能否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文学观念有其时代的特性，受到时代主流思想的影响。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创新的时代，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指引下，科学技术在创新，物质产品在创新，文化产业在创新，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学更需要创新。而要创新文学观念，就要放开眼光，善于接受和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思想营养，善于学习并掌握世界各国一切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知识，善于洞察和把握世界各种新变化、新信息，以此来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学观念，为民族文学思想增添新质。
其次，要不断促进民族文学自觉自信。我们有悠久的民族文学传统，流淌了数千年的民族文学之河，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历代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使民族文学之河长流不衰，就要不断地进行疏浚，不断地吸纳活水，不断地灌注新流。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开放的世界，民族文学要不断创新发展，就必须不断促进民族文学自觉自信。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文化传统丰厚的大国，在整个人类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今天，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站在世界文学发展前列，以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才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第三，要不断创造民族文学新形式。一个民族文学的创新，往往是以文学新样式的诞生为标志的。同时文学形式的创新，更离不开对一个时代新生活、新思想、新情感的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形式的创新和思想内容的鲜活从来都是不可偏废的。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对新思想和新形式的要求越来越高。民族文学要融入世界，就必须善于用新的手段、新的形式，表现人类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情感。因此，创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主流，创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融入世界的必由之路。
重塑绿色理性
黑龙江大学教授于文秀在2011年01月04日《光明日报》上撰文《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认为：
虽然在生态危机这一点上理性本身难辞其咎，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调整和改变的是理性的宰制性特征，倡导绿色理性，从而形成一种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绿色理性文化范式。
要重塑绿色理性须先检省理性之弊，纠正理性之偏至。生态文明所要批判和检省的理性之弊主要有二，一是理性帝国主义，即将理性作为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成为一种霸权。二是以宰制为特征的主宰型理性，它以进攻性、等级性和工具性为主要特征，它的深层结构是统治的逻辑和二元论。理性的宰制性特征的片面统治产生的后果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强人类中心主义和掠夺性伦理观。因此海德格尔所探索的人类拯救与超越之路，首先就从反思与批判这种人的自大逻辑和对自然的强权的形而上学开始。仅有宰制维度的理性，由于只依据统治的逻辑和二元论的深层结构行事，只看到工具主义和同质化，否认依赖性和相互性，因此遮蔽了它的生态视野，也制造了自身的“囚徒困境”。
作为以往的主流理性，宰制型理性排斥感性、情感，而未来的绿色理性则强调感性和情感的价值。绿色理性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主动性和意向性，承认他者对人类的制约，承认世界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宽容他者对自己的抗拒。“在西方的理性建构中驱逐主宰身份并不是要求我们放弃理性本身，而是要求设置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具有较少等级性、更多的民主性和在它的位置上的多元化的身份。”“这样一种理性也能够开始珍视这个世界的文化和生命那无可估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其他生命一起参与到共同生活的伟大对话中来。”
文化发展要“两条腿走路”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万俊人2011年01月069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中国文化的当下与前景》认为：
未来的中国发展必定越来越依赖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活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和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构建将是创造中国文化发展活力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现代文化的发展必须“两条腿走路”，而且“两条腿”都必须变得强劲有力。一条是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的显性文化大发展，即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这两种强力高效的现代化方式，在社会大众文化层面把中国文化做强、做大，使之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可将之概括为文化产业的外在发展之路。另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提升之路，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强大的隐性内生之路，即在多元文化的互竞乃至冲突中，捍卫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本、道德理想和价值方向，以整合、凝聚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和价值观，这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践行和科学表达乃是最紧要最根本的。因此，除了依靠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合力来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现代发展之外，最重要的是：第一，整合和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以确立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道路”的价值坐标；第二，大力推进和提升全体公民的道德文化建设水平，汇聚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力量；第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延展和激活我们的文化传统，重塑“文化中国”形象，再造“道德文明古国”的现代辉煌；第四，创造更加宽松自由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化生长条件，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包括文学、艺术、音乐、绘画等等)和思想理论方式，创造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中国文化精神，并使之成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发展的有益资源。
如果说，和平崛起的中国经济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那么，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无疑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标志，也将是人类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福音!值此时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理所当然便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励志了。
(责任编辑 翟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