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杜运辉、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陆信礼分别撰文对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和合学”是“编造哲学”、“虚妄哲学”。本文就此做出回应，认为“和合学”作为张先生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心得而通达的致思成果，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合学”是张先生基于“自己讲”、“讲自己”哲学史观的哲学创新体系，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为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具体落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资源，以中国哲学思维注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
关 键 词 和合学 张立文 哲学创新
作者 张瑞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杜运辉发表文章（下称杜文）［1］，系统总结了我国哲学界关于“和合学”的讨论，并对“和合学”提出质疑：“和合学”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自家体贴”是“随意”的、“编造”的；“和合学”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而是“闭门造车”“编造”出来的“繁琐哲学体系”；“和合学”对马克思主义有“某种针对性的关系”。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陆信礼发表文章（下称陆文）［2］就张立文先生的哲学史观和“和合学”提出批评，认为张先生“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在理论上尚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不足之处”，“和合学”是“虚妄”哲学。本文就此质疑与批评做出回应，以澄清“和合学”的本质，并进一步阐释“和合学”的创新精神。
一、“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是中国哲学写作范式的创新，“和合学”是新哲学史观的智慧结晶
任何民族的哲学与文化皆是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具有二重属性。首先，每一民族的哲学与文化都是这个民族或者民族的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体现出特殊性；其次，每一民族的哲学与文化都在参与人类共同的哲学与文化的共建，不自觉中体现出共同的问题意识，体现出普遍性。［3］因此，“哲学”既是多元的，又是个别的。那么，研究和写作中国哲学就应该有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范式，也就是“中国式”的哲学史写作方法和思维模式。自“哲学”概念引进中国以来，中国哲学写作范式从“照着讲”进路到“接着讲”进路的转变，几乎都是非中国哲学话语精神主导下的写作范式。写作方法不创新，新的哲学体系就难以建构。张立文先生曾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某一学科的创新；某一理论学科的成就，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先导。基于此，必须着力于方法论的探索。”［4］因此，张先生在多年的中国哲学教学与科研中创构了“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实现了中国哲学写作范式的创新，“和合学”正是这一写作范式的智慧结晶，从而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体系创新。
陆文认为，“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从中国哲学自身讲述哲学问题的方式是“文化特殊主义”。笔者认为，陆文的结论是错误的，根本在于他对什么是“自己讲”、“讲自己”没有认识清楚。所谓“自己讲”、“讲自己”，首先，根据中国哲学的实际存在面貌讲中国自己的哲学；其次，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以及对“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赤诚追求；再次，以“海纳百川”心态在汇聚千家之思想基础上融突和合为新“中国哲学”。［5］中国哲学“自己讲”的主体无疑是“自己”，即中国哲学自身。只有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建构中国哲学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确立中国哲学的价值和地位。中国哲学“自己讲”的方式体现了“哲学”的二重性：一方面，“从对象和范围看，中国哲学在基本上是与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哲学是一致的”［6］；另一方面，“如果中华民族的思想、学术观念、理念、哲学都照着西方讲、做西方的注脚，而无中华民族自己的个性、独特性、主体性，那么中华民族就会在世界思想、学术观念、理论、哲学之林中被排除出去，或被边缘化，犹如光辉灿烂的巨星坠落，而丧失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7］所以，讲中国哲学不能忽视中国这一哲学主体，在中国哲学主体之上实现不同哲学体系间的综合与融贯，否则，讲出的中国哲学将是缺失主体性的“附庸”哲学。
陆文认为，张立文先生“自家体贴”的哲学史是“主观主义”的，“忽视哲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过分地张扬主观性”；杜文则认为“自家体贴”是“编造”行为。“自我定义”、“自立标准”是张先生哲学史观的理论前提，张先生对“什么是哲学”重新定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8］所谓“体贴”，“有体悟、反思、反省的意思，名指概念，字义是指对概念、范畴的解释。道的道是指一种道理、原理的所当然的所以然之故。”［9］这个中国的“哲学”定义是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是张立文先生自己的“体贴”。笔者认为，“体贴”乃是对中国哲学发展史固有问题意识的反思，是创造性的逻辑的再现历史之本来面目的过程。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10］在这样的“逻辑的还原”中“体贴”中国哲学本有规律，无疑是哲学的创新行为。倘若这种基于“自家体贴”的“创新”学问就是“编造”，那么，还有什么学问不是“编造”？倘若“自家体贴”是“忽视哲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那么，“客观性原则”是什么？是谁“发现”这种“客观性原则”的？笔者倒认为，“自我体贴”是研究哲学、实现学术创新的“客观法则”，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研究者要自身体贴、体悟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研究者要从研究对象里面体悟出属于自己的观念和思想。《论语·卫灵公》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张立文先生“以诚明合一之心踏上‘弘道’征途，冲破原有价值观念编织的天罗地网，饱经理论思维创造阵痛的磨炼和洗礼之后，才有可能豁然贯通，恍然大悟，用自家的生命热情体贴出她的真实存在和本来面目”［11］，“发现”和合的价值并将之哲学化、体系化，自觉实践这一“客观法则”。
陆文认为，张立文先生哲学史观“以中解中”是“中国中心论”。张立文先生认为，“六经注我”、“以中解中”是新哲学史观的诠释方法。一方面，“以中解中”就是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以汉语作为中国哲学的载体和工具，以“中魂汉话”重建中国哲学的形式。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是“和合”，张立文先生有详尽论述。［12］今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张立文先生看来，和、和谐、和合本质相同。［13］可以说，“和合”思想已然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另一方面，讲中国哲学“自己”必须认真了解、研究西方的哲学，要把中、西、马三者的融突和合落实下来、安顿下来。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不仅仅是“知己”，更是“知彼”，在知己知彼的互动中化彼为己，在比较中讲述中国哲学“话题本身”。
张立文先生依据“自己讲”、“讲自己”哲学史观预测中国哲学将是“通过对效用历史和价值式能的超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明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精华互动会通起来，以激活和转生中华新思维、新理论、新哲学”。［14］这个“激活和转生中华新思维、新理论、新哲学”就是“和合学”。在“和合学”中，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即合作、合好、融合。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诸多文化要素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诸多文化要素相和合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结构的总和。和合不是自然法则，也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人文精神，是哲学智慧，是人世间的普遍现象。建立在和合文化基础上的和合学，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并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是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和合学”既是民族精神生命智慧转生的转生者，又是中国文化整体性、结构性、有机性转生的载体。这正是“和合学”的本质所在。如果不能体会“和合”之“冲突融合而后转生”的精神，自然就不会理解“和合学”构架中中、西、马多哲学系统交融与互动的本质所在。
二、“和合学”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实现哲学创新，为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具体落实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资源
陆文认为，张立文先生对旧思想的批判有加，对传统思想继承不够，是“否定的辩证法”态度。此论不对，“和合学”是在批判旧哲学中实现的哲学创新。面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以及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张立文先生体认、批判和总结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撰写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认为“和合”概念是解决此问题的最有魅力的概念。张立文先生相信：“哲学的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因为“只有批判，才能超越；只有超越，才能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15］同时，张先生亦承认“‘和合学’是对中国哲学智慧思维的体认”。这表明，“和合学”既根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和合学”本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合”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面对新的“人文语境”（和平与发展），在古已有之的“诠释文本”（《国语》）之上以“和合”作为“核心话题”而展开的哲学创新。“和合学”不仅没有丢掉传统，而且恰恰是在“挖掘传统文化中的软实力”［16］，并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突与创新安顿在“和合”这个核心话题上，以为当代社会服务。“和合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和合转生。
陆文认为，张立文先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是“历史编纂学”所为；杜文则认为“和合学”讲“中华文化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乃是“微言大义”。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从先秦百家之学到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阶段的哲学形态、文化理念既相互独立，又相续相继,既具时代特征，又具中国人文精神的一贯性。张先生借用佛教的“轮回转生”说，以“中国文化的死亡与转生”来比喻这一本质过程，并指出，中国文化、哲学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是在特定人文语境的催生下，作为表达时代精华和思潮的哲学核心范畴的改变，亦是依以诠释的经典文本的改变。这种比喻和概括是对中国文化、哲学发展史做出的合理性分析，是哲学观关照下的哲学史观，而非“历史编纂学”所苑囿的。此外，张先生讲“中华文化从死亡到转生大体上是300多年到500年间”，乃是根据“纵横互补律”［17］对中国文化、哲学每次转型大致时间推理的结果，是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然性、必要性提供理论支持，以增强当代学人创新哲学体系的信心。“和合学”是这样的哲学创新体系，任何哲学家都可以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生命体悟的哲学体系。
陆文认为，“和合学”不符合中国哲学的精神，而是“好标新立异”、“以逞玄虚理论为高”。那么，是谁规定因为创造了一些新概念、新思想就是“玄虚”？在成熟的哲学思考之上，创造出以自我民族哲学为基源的新哲学体系有什么不可？事实上，“和合学”为中国文化发展路径的具体落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资源。
首先，“和合学”认为和合是实现文化发展的途径。其一，和合是诸多异质因素、要素的对立统一。和合承认多元的、多样的事物的存在，因此，要实现文化发展就要承让文化多元并存。其二，和合是诸多优质因素、要素的融合。当然，文化发展不是先确定文化的“体与用”或先确定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而是在文化实践中逐渐摸索和总结。其三，和合是有机的、有序的。和合既不是机械的切割，也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各要素的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规范、自我适应，因此，文化发展是个“生态化”过程。其四，和合是动态分析的理论结构。达致和合的各因素、要素自身都不是被凝固的、定型的，因为各因素、要素自身也是由各因素、要素所结合的和合体。因此，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反复的、不断的进程，文化和合体始终处在完整、协调、和谐的过程之中。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文化发展必然是多元文化体系既交流又碰撞、既有引进又有输出，终究是要构建基于中国自身民族文化的多文化要素的融贯和合体。
其次，“和合学”认为和合是实现文化发展的方法。［18］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和合学”在对中西思维方法的比较和分析中，创造性地提出“和合方法论”作为实现文化发展的基本方法。其一，“和合生生法”。所谓“生生”，即新生命、新事物不断化生。“和合生生法”认为，文化发展不应追求一个惟一的、绝对的、至极的价值目标，也不应追求一个否定多样、多极的“中心”或实体的统一性，而是多样、多元要素的和谐通融。和合方法追求的是让人“安身立命”、“各得其所”的和合精神家园和能适应有限生命“终极关切”的和合自由境界。其二，“和合创新法”。和合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打倒一方的单一法、惟一法，而是《中庸》所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互补法、双赢法。文化发展就是实现各要素间“并育并行、不害不悖”的圆融无碍。其三，“和合意境法”。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亦创造了人。和合是人文观念创造之物，而非自然实在之物。文化和合的实现不是单个人的意识冲动，而是人类全体的价值创造。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就应该实践和合方法，以开放的、平等的、自由的、真诚的、理解的心态接纳各种文化与哲学，既不以强势文化、哲学的普适性来压抑弱势文化、哲学的特殊性，也不以弱势文化、哲学的地域性、特殊性来拒斥强势文化、哲学的普适性，而是在古今中外文化与哲学，特别是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与对话中实现融突和合，获取中国文化的新转生，从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这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中讲到的：“中国将永远坚持开放兼容的方针，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的方式、和谐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再次，“和合学”构想了中国文化和合载体的内容。《和合学概论》从文化战略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化解人类当代冲突和危机的五大原理，即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并构想了中国文化和合载体的八个方面，即形上和合与和合自然哲学、道德和合与和合伦理学、人文和合与和合人类学、工具和合与和合技术科学、形下和合与和合经济学、艺术和合与和合美学、社会和合与和合管理学、目标和合与和合决策学。《和合哲学论》则从哲学理论思维道体的维度，诠释构成和合精神家园的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义世界和和合可能世界以及和合历史哲学、和合语言哲学、和合价值哲学和和合艺术哲学。“和合学”八维四偶生生原理和三界六层立体结构是我们文化建设的目标模式。
“和合学”作为创新的哲学体系得到学界的认同和高度评价。《和合学概论》第一版出版之际，张岱年先生发表书评：“和合学作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是当前最系统、最全面、最有创见和学术价值的佳作，特此向读者推荐。”［19］《和合学概论》再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和合与和谐社会建设’暨《和合学》出版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20］“和合学”的创构不是“闭门造车”“编造”出来的，而是张立文先生心怀天下，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对中国哲学智慧思维的体认，思考“如何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怎样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21］问题自然而然推理出来的，任何有意对张先生这种治学精神的“贬低”都是错误的。
三、“和合学”是以中国哲学思维注释马克思主义，并具体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典范
杜文质疑，“和合学”与马克思主义“实有某种针对性的关系”，亦有观点认为“和合学”是“以本土世界观的方式抗拒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的‘对立’文化及其哲学世界观”［22］。在笔者看来，“和合学”不仅没有违反马克思主义，反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为指导而创新的新思维。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讲：“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23］我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合学”不仅以中国哲学思维注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具体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方面，“和合学”以中国话语注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矛盾观”。“和合学”认为，和合这一过程经历三个阶段：冲突、融合、新生。和合既是冲突，又是融合，更是新生。有人认为，“‘合’的意思是取消矛盾、无差别的同一”，“‘和合’连用不仅难以全面准确概括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全貌，而且还容易产生歧义，造成误解”。［24］事实在于，“和合学”不仅承认矛盾，而且以“差分”［25］来论说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要素间既冲突又发展的过程。在“和合学”看来，有冲突才有发展的可能性，有融合才有发展的现实性。在一个和合体中，发展就是矛盾双方的融合。张岱年先生说：“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有三种可能，一是一方消灭了另一方；二是两方同归于尽；三是归于和解。情况是复杂的，但和解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可能。”［26］矛盾双方实现“和解”，也就是转化为新的事物。新的事物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和合学”期盼的是进步的“新事物”。因此说，“和合学”没有否定矛盾的对立性和同一性，只是以“和合”语言“讲自己”的矛盾观。
另一方面，“和合学”是打破“斗争”哲学旧思维的新思维。长期以来，西方哲学二元对立话语、斗争话语一直主导着中国大陆的哲学语境，斗争哲学在中国盛行了几十年，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提倡“斗争哲学”。［27］“斗争哲学”不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给人类及其社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障碍和重大损失。而“和合学”这一思维方式强调诸多异质要素、不同事物在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求同存异，实现总体的平衡、和谐、合作以及新事物的新生。
时代尽管需要斗争哲学，但当今时代的核心话题、人文语境是和平、和谐、和合和发展。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和蔓延的情况下，我们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就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是人、社会、自然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和合共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和合学”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正与“科学发展观”战略相一致。因此，时代主题要求理论思维在和合转换中深化和创新，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所强调的：“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和合学”思维符合这样的创新精神，是对“解放思想”的自觉实践。
陆文认为，“（和合学）问世20年了，至今仍停留在理论宣传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未真正落实”，“（和合学）对解决各种现实的矛盾和民生问题来说是不可能有根本助益的”。事实却是，“和合学”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实践，意识形态领域亦认同了“和合”精神。2000年11月9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特别指出：“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提倡‘和合’，强调团结……唯团结才能稳定。”
总之，一系列社会实践证明了“和合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落实，而怀疑“和合学”创新精神和服务社会精神的看法则显得保守，不利于学术创新。
学术研究是作者生命智慧的觉解，是学思心路的体悟。张立文先生以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志砥励自己，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精神鞭策自己，于体贴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基础上架构了“和合学”哲学体系。“和合学”以其独特的诠释文本，直面时代人文语境，以“和合”作为核心话题，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中国哲学的创新“在途中”，“和合学”亦“在途中”，并且是一种生生不息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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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