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今年第7、8期相继刊发关于斯大林模式评价的文章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好的反响,许多读者致电、致信本刊编辑部,表达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本期继续这一问题的讨论,刊发一篇关于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据的文章,并欢迎学界同仁发表自己的观点。
——编 者
内容摘要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其主观原因主要是斯大林为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作辩护所构造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是把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从而把由特殊历史条件形成的苏联模式的体制特征,当作由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是“物质运动”规律决定了人类历史规律。
关键词 斯大林模式 意识形态 核心话语
作者 陈锡喜,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其主观原因,主要在于斯大林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巨大影响,使得这套话语体系一直被第三国际旗下的共产党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对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在二战后夺取政权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但是,由于这套意识形态话语的独断论和僵化的倾向,使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能够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应有的优越性。深刻揭示影响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据及其核心话语,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无疑有重要的启示。
历史发展“线性”的“铁的规律”: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意识形态根据
斯大林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据是:历史发展存在着斯大林所谓的“线性”的“铁的规律”,即人类历史发展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是依次更替的“线性”的过程,这一规律是自然的物质运动所决定的,因而每一社会形态都有固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于是便不存在人的主体活动的选择性,人的历史作用只在于促进被物质运动规定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种特征的早日实现,否则就是抗拒客观规律而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斯大林1938年在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2]1939年,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遵照斯大林的逻辑,把五种生产关系引申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又阐发了相对应的五种上层建筑,从而构成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由于斯大林的权威以及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意识形态成为第三国际旗下或受其影响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绝对权威的解读,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论证过,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线性更替,是所有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必须经历的不可抗拒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实分析过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但是,他们对“部落所有制”的认识,并不完全等同于斯大林论定的“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原始社会。因为,第一,这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尚未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原始状态的认识,还缺乏科学的材料,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还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直至1888年,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对此加的注中,特别说明:“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时还未将人类的原始状态列入历史发展序列。
第二,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部落所有制”是这样论述的:“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可见,它基本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分析的三种“所有制形式”,是为了论证所有制同分工的关系,以进一步阐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遗留的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孰先孰后的关系问题,即“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5]。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并未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序列。
诚然,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6]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并非像斯大林那样把“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所有民族的绝对普遍的社会发展图式。因为,第一,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后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才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认为它的特点是,土地不属于个人私有而属于君主,村社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可见,它与无私有制、无阶级和国家的原始社会没有共同点。第二,马克思用“大体说来”的话语,表明他只将其结论看作是基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大致认识,特别是他只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一加以阐述,而并没有说它一定是所有民族的历史发展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一直强调,他对当代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西欧历史发展资料所作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并不认同后人将他的概括当作绝对普遍的模式强加于世界各国。1881年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就俄国村社制度是否必然应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针对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思想所遭受的教条式理解,作了澄清:“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7]
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尖锐指出,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强调:“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8]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论证过离开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的所谓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他们是在“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这一旧世界,即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而由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及其内在矛盾所引起弊端的暴露,通过“世界市场”而造成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恩格斯晚年更是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他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而“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9]。由于目的和动机(当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决定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因此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线性的”历史规律。恩格斯晚年还基于19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甚至对自然规律都提出了如下看法:“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10]又遑论以人的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历史呢?
然而,斯大林反复强调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并对此作了独断论式的表达:“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由此,他所作的推论就是:“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11]否认偶然性,否认动机的作用,其实质是否认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
斯大林这一历史规律的独断论表达,是为其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作辩护的意识形态。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两大作用:对内,达到苏联现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宣传目的,以有效地进行政治动员,并封杀所有反对派的声音,正如斯大林所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12]对外,要达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苏联现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宣传目的,以有效地鼓动其他国家人民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并扩大苏联在世界上的影响。
正因为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绝对化,斯大林把每种社会形态所包含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简单化了,这才造成将苏联在发展进程中因特殊历史条件所作的体制安排,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为此,在经济上,斯大林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社会化(即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消灭商品货币、以消除重新产生阶级的土壤的设想,而把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和行政化的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斯大林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即国有制)完全等同于公有制,为了把国有制说成是“全民所有制”,他把执掌国家政权的党的领导集团,说成是天然没有特殊利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从而在逻辑上演绎出:其一,由这一集团掌握生产资料,就是“全民所有”;其二,既然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就等于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那么,就必须否认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曾拒绝经济学家提出的把拖拉机站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改革建议,其理由就是,假如这样做了,“第一,结果就会是集体农庄成为基本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这样的地位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更远,不是使我们接近共产主义,反而远离共产主义……第二,结果就会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它只会阻碍我们向共产主义推进……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13]。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全部,而只是当作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第一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4]。因为不如此,就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这只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以后他们又多次强调了把生产资料变为国有,只是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第一步,而不是它的完成,最后应该逐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特别是恩格斯晚年,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由股份公司直至最后由国家占有的新现象,得出了“生产力的国家所有”,只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而“不是冲突的解决”[15]的结论,并指出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当作社会主义,这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国有化之所以并非都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是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合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16]。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还认为,随着国家的社会地位的加强,国家权力机关获得了对所代表阶级的相对独立性,即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并不能自然根除,因为国家政权是需要有代表来掌握的,因而“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17]因此,代表国家掌握了社会生产资料的领导集团,即使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遗产的继承,也并非能永远正确地代表“全民”的利益。如何使领导集团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以及由其掌握的“国有制”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是马克思留给后人需要继续探索的一大课题。
然而,为了进一步给“国家所有”等于“全民所有”提供支持,斯大林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苏联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实行,以及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掌握,意味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已完全适应,全体人民的利益已根本一致;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在政治实践中通过多次党内斗争和“大清洗”等运动,对反对派实行残酷斗争甚至肉体消灭。而其理由则是,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根本矛盾,因此,如有反对者,一定是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敌人,或是帝国主义打入的内奸和间谍。这样,斯大林模式通过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个人专权,从而在制度上扼杀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发展。
自然物质运动决定人类历史活动:
斯大林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为了给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的“铁的规律”作哲学论证,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开篇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了如此解读:“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8]这段话完全曲解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逻辑及其实质,而这正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总根源。因为斯大林将人类所有历史活动的根源,都归结为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其所有对人类活动的论证,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推导出来的。
斯大林不厌其烦地用同样的排比句式强调着这一“推论”:“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19]“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20]这些论断鲜明地表达了斯大林意识形态的话语结构:社会发展规律是自然发展规律推演出来的,因而由于自然物质运动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也是不可抗拒的。
按照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这一“经典”说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及其本质,以及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同前人相比,并非在于实现了观察世界的目的和视角的转换,而只是将前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即创立了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论而已。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这完全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因为:
第一,马克思并非只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黑格尔辩证法而创立新的世界观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是不能简单结合的,其原因在于两者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一个从物质出发,一个从精神(无论是主观精神还是所谓的客观精神)出发,怎么能结合?黑格尔之前的康德,就曾经做过这一努力,为了回答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识何以是可能的”(即既能扩大知识内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他既肯定“物自体”的存在,以解决它对感觉的刺激能扩大知识的经验内容的问题,又肯定先验的主体思维形式的作用,以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内在根据问题。然而,这一二元论的解决方案,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可知论的困境。马克思自然汲取了康德的教训,而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逻辑看,他正是在指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物质出发和唯心主义只是从精神出发而导致各自的优点和缺陷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造成两者截然相反的缺陷的共同根源,即都没有以实践作为观察世界的视角,从而以实践为基础,才把旧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优点和唯心主义的能动性优点结合了起来。而一旦以实践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则其唯物主义就是如马克思所界定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才是新世界观得以超越所有以往哲学的实质之所在。由于实践都是社会历史的实践,因而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发现时,称其世界观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因此,如果一定要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只能理解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展开的一种解读,而并非是对其实质的界定。
第三,斯大林把“物质决定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是逻辑起点,认为马克思是从“物质决定意识”推论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更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难道还有离开“社会意识”的独立的所谓“意识”吗?斯大林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概括的费尔巴哈的思想——“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21]——当作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加以引用,更是张冠李戴,这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解读成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论证过、甚至反对所谓“物质决定意识”的思想,他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意识”[22],意识“是社会的产物”[23]。
恩格斯晚年更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对不是物质而是实践决定人的意识也即社会意识,作了更充分的论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24]他还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界限和表述完全抛弃了。”[25]
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反复使用的话语是:“社会生活”、“人的活动”,亦即“实践”,而非在实践之外的物质。恩格斯在以物质和精神“谁第一性”或“谁是本原”来界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特别强调了“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26]。把自然物质对于人类意识是第一性或本原的地位,说成是“世界是物质的”或“物质决定意识”,便是过度解读了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而以物质观取代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观的地位,从而无法同旧唯物主义根本区别开来。
第四,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成“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和解释”,同样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随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心理学都从旧哲学体系中纷纷独立出来,黑格尔哲学解体后,试图完全解释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7]——旧哲学,事实上终结了。马克思对旧哲学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其观察世界的视角、由此所决定的内容以及解释世界的目的上,也体现在其形式上,即不再构建一个解释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而是以实践为视角,立足于对旧世界的批判,并以此作为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8]。甚至对于自然科学,恩格斯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2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去探索整个宇宙,而只能根据实践的需要和可能,探索与人类实践有关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否则就会重新陷入古代自然哲学的猜测之中。
总之,在斯大林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其核心话语是旧唯物主义强调的“物质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活动”。斯大林以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必然性,来推论人类历史活动的必然性,是独断论的;他以人类历史活动的“线性”的“铁的规律”来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所形成的模式作合理性辩护,并以此彻底排斥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探索,同时也漠视了人的主体性,而把人仅仅作为实现斯大林所界定的所谓“共产主义”这一“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这是斯大林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度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有效转化》(09JDSZK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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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杜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