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与任何形式的理论创新一样，必须依托承担主体来实现。对精神性的创造活动而言，主体所具备的前提条件构成了实现创新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客观条件与因素，都须经由主体的转换才能纳入到创造性活动中去。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学养、立足当下的实践、具有高度的自觉和把握飞跃的时机，才能顺利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条件；结合主体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４－０２３４－０７
黎康（１９６５—），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７７）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２０１０年度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ＢＺＸ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赓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而引发了空前的巨变和转型。因此，研究和探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而言确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２]（Ｐ１６６），而是一种理论的创新。与任何理论创新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依托一定的承担主体来实现。对作为承担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只有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创新的愿望才能顺利达成。对精神性创造活动而言，主体具备的前提条件构成了实现理论创新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客观性因素都须经主体转换才能纳入其中。正如有论者在评述哲学创新时所指出：哲学思维“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哲学理论也只能由哲学家个人去创造。……哲学从来都是富有个性的（尽管作为意识形态它可以表征时代、代表社会或集团），它只能通过哲学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领会去表达人类的要求；后代人对前人或他人创造的哲学理论能够学习、借鉴，却少有简单模仿和直接搬用的，即使有派别继承关系也必须加上时代的特征和个人的创造”[３]（Ｐ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判断，笔者认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学养、立足当下的实践、具有高度的自觉和把握飞跃的时机，才能顺利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
一、丰厚学养：实现结合的知识准备
任何一种理论的风格、特性及其表现形式，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个人的独特经历、生存样态、性格气质以及知识结构等个性化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检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不难发现其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同时又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韵。之所以会有如此独特的呈现，就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通晓马克思主义，又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同时还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切的把握。虽然他们可能由于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及观察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存在着个体性差异，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学术与思想文化同样也有着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对于承担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重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首先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学养。所谓具备足够的学养，就是指作为结合主体的思想家、理论家及哲学家必须熟悉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并且将这种熟稔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基本素养。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水平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两者实现结合的可能以及结合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做到成竹在胸，则很难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以艾思奇为例：因对多国语言的掌握特别是对俄语的熟练应用，使艾思奇在接触并理解有关新哲学（辩证唯物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能“以中国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阐释新哲学”[４]。尽管对哲学中国化有着“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５]（Ｐ４２０）这样的明确认识，但艾思奇并没有就如何用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形式以及具有中国致思取向的概念、范畴来表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细致展开。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还相对比较简单，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想和精神则几乎没有深入触及，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述更多还只是呈现为一般性的总体论述。由于艾思奇在思想主旨上一贯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故而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现实的关注上（此确为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极为紧迫的历史任务），由此导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明显重视不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更是很少进行实践与尝试。当然，这可能也与艾思奇的知识结构有关。艾思奇的哲学受益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联哲学，“一生都没有走出苏联哲学设置的圈子”，①这也影响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同样，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要义缺乏全面、细致和深入的认识、理解与掌握，即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细致的了解与把握，也无法担当起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如中国哲学史研究大家冯友兰，尽管有着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中国哲学史的良好愿望，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把握存在着一定的误读、曲解与偏差，从而同样无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冯友兰晚年曾说过：“我在４０年代虽然自命为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阶级斗争——却是不懂，也不能接受。”[６]（Ｐ２３６）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前置立场，当冯友兰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进行比较时，他认为中国哲学讲求的是“仇必和而解”，而推断马克思主义则主张的是“仇必仇到底”[７]（Ｐ６５４—６５５）。对此，张岱年就表示：“冯先生的说法简单化了”，“仇必仇到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为贵”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不能相容，“这里有个辩证关系”[１]。应当说，晚年的冯友兰是更加自觉地试图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并希望“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８]（Ｐ２）。但总的来说，这种“结合”所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杂糅”色彩。
可见，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极其精当的把握，才能说具备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最基本的主体条件，而这方面毛泽东无疑是最优秀的典范。毛泽东早年系统的私塾教育（虽然他对“四书”、“五经”并不是很感兴趣）使其具备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并深深影响着其文化性格的养成，这对他日后通过汲取传统思想资源来思考现实问题、探寻革命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补益作用。即使是在晚年，毛泽东也始终坚持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华古籍，并在决策中经常“借用一些传统的术语和概念进行思维和表达”[９]（Ｐ２４５）。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是毛泽东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毛泽东始终非常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在艰难动荡的战争岁月，仍然千方百计地搜集马列著作进行学习。在相对安定的延安时期，他不仅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还密切结合对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实际问题的思考写下了大量批注。通过与延安文化理论工作者的社会交往与理论互动，再加上毛泽东自己的刻苦读书、勤奋创作，使他逐渐成为了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而毛泽东的这种读书，“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１０]所以说，既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有着精湛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底蕴，由此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慧眼独具地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进而实现两者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接榫”②。
二、当下实践：实现结合的现实基础
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和掌握的理论知识、传统修养、文化底蕴和主体技能，在付诸具体的实践之前都还只是潜在的和非现实的，只有立足于具体而鲜活的实践，这些潜在的主体性因素才能在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成果中得到最为直接的呈现（转变为现实的力量）。虽然结合的过程及其成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体现个人主观意志色彩的烙印，但促使结合的主要动因则始终源自实践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直接观照，由此激发破解现实难题的创造热情，并经由理性思考之后方能产生并显现出结果。所以说，作为结合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立足于中国具体而鲜活的实践，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才能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如果脱离具体而鲜活的实践，而仅从概念借用、话语转换等形式上下工夫是无法实现真正结合的。事实上，形式转换的根据与动力同样来自社会实践的提供和推动。周恩来在评述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典范的毛泽东时曾这样指出：毛泽东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１１]（Ｐ３３４）。这不仅揭示了毛泽东个人成长的历史环境和文化土壤，而且更揭示了毛泽东所有精神创造的现实根基，即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始终不能离开承担主体当下的具体实践。事实上，结合主体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汲取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影响。因不同时代社会实践在内容、规模和水平上存在差异，这影响和制约了对“结合”目的的认识和“结合”的程度与水平。作为实现“有机结合”的典范，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不仅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孜孜不倦吸收和扬弃，而且还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而具体的实践。文化渊源上的异源性之所以没有导致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就在于毛泽东始终立足于他那独特的“实践本体”[２]（Ｐ１９２—１９３）。实践的最显著特点是能够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系列重大且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而“结合”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而“不是从传统的也不一定是从马列既成的经典理论出发寻求印证或演绎发挥”[２]（Ｐ１７２）。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所有阅读和创造都集中体现在回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上。正如毛泽东所言：《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写作“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１２]（Ｐ１０９）。有论者在评述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时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更直接指向中国现实，更直接指向中国革命的实践，更能与中国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相结合”[１３]（Ｐ１７４）。
每一时期的实践都有其一定的侧重点。如果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理论创造集中在解决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问题，那么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则把这种“结合”更多地投注于解决中国在走向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境遇下他的所有理论创新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小康”社会理论正是这一致思取向下的产物。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每天劳动之余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伏案读书。除了阅读大量的马列著作外，他主要研读“二十四史”等中国文化典籍③，试图从中国治乱兴衰的历史变动中找寻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智慧，启迪自己如何“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寻找新路子”[１４]（Ｐ４５０）。从思想渊源上看，邓小平不仅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而且还接续并光大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辩证思维与革新精神。邓小平虽然没有阐发或创立一整套体系性的哲学理论，但他却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独创性的思维方式，以此来总揽全局、思考问题和解决矛盾，由此“重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走向２１世纪的历史进程”[１５]（Ｐ８２）。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加以实现的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这种结合的成果，也构成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结合与创造的起点。而后继的实践，也必然会提出新的问题来促进新的结合的进行。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同志要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１６]（Ｐ８１３），强调：“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１６]（Ｐ８１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革命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１２]（Ｐ５）实践不是对过往历史的摹写与重演，而是在吸纳许多现实成分和内容基础上以崭新的方式展开的一种创造性活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为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实践的发展总是会给两者的深入结合提出更多的新课题。为此，作为结合主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７]（Ｐ２８３）。
三、高度自觉：实现结合的内驱动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思想的自然演进过程，而只能是一个实践主体自觉而主动的创造过程。在此过程中，实践主体对实现两者结合的具体目的有着明确的反思和设定，自觉地将基于时代发展、社会实践变化而提出的理论需求具体化为理论创造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每一个创新主体都摆脱不了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无法不受其文化母体的滋养与影响，并总是会以某种方式体现在他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之中（从思维方式到语言表述），由此呈现出某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的品性与色彩。当然，这还不能算作是有意识的主动创造的产物，相反，主体只有从自发走向自觉，这种精神产品的创造才能更加有效地体现主体的意愿和操控性。而所谓的主体自觉，其实就是主体在理性认识基础上所呈现出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创造意识，是一种能够主导并作用于人的具体实践（行为）的内在心理活动。显然，那种没有主体的自觉，而只是由于传统力量的过于强大而实现的“隐性结合”，只能算作一种被动的、惯性的接受。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诸多“负面的影响”正是这种“不自觉结合”之下的产物④。能否自觉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直接影响到两者结合的内涵与方向。事实上，只有主体的自觉，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种精神的主动创造。
文化是一个民族为适应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主动性创造。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很早就有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中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自觉意识。受杨昌济先生的教诲和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文化创造和选择实践中注重中西文化的结合，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和可能，由此形成了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先实践后理论，进而取西资中的文化吸收、选择和创造观念。毛泽东的这种自觉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发挥和展示。毛泽东１９３８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１８]（Ｐ５３３）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１８]（Ｐ５３４），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是仅仅停留于用民族形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创造具有中国气象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这种自觉不仅是一种主体意识，也是一种可以而且需要培养和锻炼的主体技能与本领，并首先就体现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上。如毛泽东所提醒，“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１６]（Ｐ７９７）正是从总结继承“珍贵的遗产”的高度，毛泽东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对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的形式二者紧密结合的高度自觉，毛泽东对那种简单地否定儒家和孔子思想具有真理性的意见表示了不赞成。刘少奇于１９４３年曾就自己写给范续亭的一封信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在“前后看了三遍”之后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１９]（Ｐ１３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还曾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人民性”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主张⑤，并认为这些人物的思想主张是可以吸收的文化资源，显然，这些资源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教育领域，而涵括了哲学、政治学、道德、文学等各个方面。当然，要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还必须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探幽发微和细致梳理，从中发掘出具有时代生命力的“活性物质”并进行重新诠释，才能完成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
主体的自觉不仅体现在继承和借鉴上，更体现在主体基于自身实践所进行的主动创造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１６]（Ｐ８６０）在他看来，“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１９]（Ｐ１３９）这种创造包括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化的存在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和从中国民间文化及社会心理层面汲取合理因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本着“自己进行新的创造”的自觉，张岱年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重新阐释了“天人五论”⑥，“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科学辩证法结合，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２０]（Ｐ３）这种“主张和尝试为中外哲学的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经验”[２１]（Ｐ６４４）。同样出于“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２２]的高度自觉，冯契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针对２０世纪以来困扰人们的科学和人文的冲突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智慧说”，成为中国职业哲学家建构的体现作者鲜明个性和独到见解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２３]。
四、把握时机：实现结合的关键节点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对于结合主体而言，最为紧要的是必须切实把握理论创新的飞跃时机。所谓时机，其实就是历史的机遇、契机、转机等。时机可以说是客观条件的一种集中显现，是事物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当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汇集到一起呈现出某种对事物发展有利的趋势和局面时，对于主体而言这便是机遇降临之际。而只有当主体具备了相关素养之后，捕捉这样机会的能力才能获得有效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而言，社会生活的巨变无疑是其客观条件。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思想家、理论家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活动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此，当主客观条件都相对成熟之时，作为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主体，就必须充分发挥并展现把握机遇的能力，通过自身的能动创造来实现两者的创造性结合。尽管这种创造与思想者个人的真切感受密不可分，但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创造则更与时代主题和走向紧密相关。而且，这样一种有效把握飞跃时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精神产品如思想体系、理论成果的诞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２４]（Ｐ１４６）只有抓住并解决特定时代所遭遇到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会在结合上创造出具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当然，这种创造性的飞跃发生在系统了解前人的智慧结晶之后，因而是极其艰苦的精神创造活动。
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但凡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创造，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一方面，这一思想体系和哲学创造所处的时代客观上面临着社会及文化上的重大转型或转折；另一方面，置身于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其所创造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学说中主观上充分地表达了这一时代社会及文化的实际面貌、状况及其特征。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经历且正在继续经历着一种数千年未有的社会及文化的巨变，这无疑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面临着一种巨大的创造时机。面对当今时代，担负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重任的中国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正是在准确把握住时代发展的潮流与特征以及中国文化实情的基础上，在围绕时代提出的中心问题进行积极应对和解答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精神产品。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到冯契的“智慧说”，都是紧紧抓住时代特征、牢牢把握历史机遇进行理论创造产生的积极成果与结晶。置身于大变动的时代，只有在主动把握时代脉动与走向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才能不延误或不错失进行理论创新和哲学创造的时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是一个主体的创造过程。此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通过充分发挥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对客体进行积极改造的实践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能够充分反映时代要求、体现民族发展和显示社会进步的新的文化成果和精神创造。这是一个创造主体艰难的探索过程，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利用有利时机、站在时代高度去捕捉、思考和解决具有时代性和全局性的中心问题。任何死抱本本和成规的态度和做法，都会失去认识真理和创新理论的“最佳时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正是恰当把握飞跃时机的理论创新成果。虽然邓小平本人的思想在其一生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一贯性的表现，但作为较为完整形态的理论体系却主要形成于他人生旅程的最后２０年。尽管邓小平不是专业的理论家和哲学家，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创业者，他的所有理论和思考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所针对的大多是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破解。所以，邓小平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机遇基础上所创立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宏阔视野来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面对既充满着严峻挑战同时又孕育着巨大机遇的当今世界，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承担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抓住创新机遇，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现新的飞跃。如果不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际遇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新的结合，这同样会使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壮丽事业失去发展和飞跃的持久动力。如何抓住历史的机遇、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推动我们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所面临的极大考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自觉适应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意识转换，在建构新型的政治文化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跃进，正如有的学者所揭示：“从江泽民的哈佛演讲，到胡锦涛的耶鲁演讲，以及温家宝的哈佛演讲，无可怀疑地显示出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倾向。……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资源，己经成为２１世纪初执政党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２５]可以说，只有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一定能够继续创造出充分体现时代特征和中国价值的理论成果。
注释：
①乔舒亚•福格尔认为：艾思奇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苏联哲学特别是米丁的影响下写成的。苏联哲学界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批判，艾在自己著述中也批判否认形式逻辑；苏联哲学界不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艾也不讲异化问题；米丁以哲学著述为斯大林掌权提供支持，艾也以同样的方法和态度为毛泽东服务。参见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哲学动态》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②相关内容请参见拙作《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方式》，《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③参见邓榕《在江西的日子里》，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４页。
④ 张岱年强调文化传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作为精神财富是继续前进的基础，而作为沉重包袱则是前进的障碍。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２页。
⑤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９８页。
⑥“天人五论”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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