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适应了中国已有文化心态的特定需要时才有可能渗入中国语境；另外，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长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特定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内在地关涉着理论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文化心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形态的创立、传入和发展不能不受到特定文化心态的影响。这直接影响着哲学的具体理论形态和发展进程。传统文化心态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前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化心态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首先必须澄清首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然后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问题的逻辑前提，也是历史事实。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适应了中国已有文化语境的特定需要时才有可能传入中国语境；另一方面，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必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长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恩格斯指出，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同时代的中国直到20 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的知识界才开始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特定的文化心态限制了他们的文化视域。
另外，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有一个面临中国文化语境、以及需要和中国文化语境相结合的问题，并且还存在着进一步渗入的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理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与中国实际情况密切结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创新发展的问题。就前一问题来说讲，每个新进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就后一问题来讲，每个新进展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的影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过程始终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渗入中国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对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却并未能及时引起中国知识视域的关注，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界转向向西方学习时，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方面。这种眼界和心态自然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中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交流和学习。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专制和保守的体系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西方寻找符合这一潮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为摆脱社会危机寻找出路就成为中国知识领域的必然选择。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兴起与发展造就了理性主义的盛行。这种状况既是向西方学习、受西方影响的结果，又是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非理性专制反叛的结果，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社会文化心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理论的和逻辑的力量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引起了中国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新文化运动造就了特定的社会心态或社会文化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恰好契合了这种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近代时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需要成功实践的证明。十月革命的胜利从实践上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 “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3]对成功实践的渴望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的新知识界很快接受并迅速传播的重要心理前提。
三、用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的影响
特定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象一把利刃，理性地审理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的影响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随着经学经世功能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彻底瓦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中国化的基本文化前提。但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为理论认识和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支撑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存在着，并由始至终就渗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之中。但是，如果把这种功能简单化、片面化，以一时的政治热情弱化甚至消解了理性的力量，那么这在根本上是对这种功能的限制与妨害。
其次，特定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心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其意识形态特征就相对突出。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经学彻底终结后，必然急于寻找某种具有“法定”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有效地反思和剖析。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成为意识形态的资源。第三，理论发展不能与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由此弱化理论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
再次，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问题。各种理论的提出却没有解决问题，实践上从内到外的行动又连遭失败，对成功实践有着急切的渴望。正是这样的文化心态，使得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传播，同时这也使得它一开始就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这样的文化心态对于张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一强烈的文化心态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一，对成功实践的强烈渴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比较浓厚的实用色彩。第二，急切的心态也容易导致急躁情绪，成为“左”的思想滋生的温床。第三，与上述两种情况相联系，一旦在实践上出现曲折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对某种社会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时，急切的文化心态又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应具备现实的价值，但是应避免实用心态的消极影响。
近现代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所造成的特定文化心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性地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心态的这种渗透与影响，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代理论形态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文化的前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李大钊文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