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已经拉开序幕的21世纪，音乐教育哲学应当如何发展，应当向何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上世纪后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20年来，各种音乐教育问题研究相继展现，形成了一系列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热点，结束了一直以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没有“问题”或“问题”意识不足的局面。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从研究成果上也表现出一种走出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的倾向。音乐教育哲学在“热点”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但研究方式上看，又缺乏一种对自身前提的彻底批判。缺乏形而上的维度，因而未能建立起一种总体性音乐教育哲学。并且，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仍然没有克服“史”“论”分离，“分工明确”的研究方式。音乐教育哲学形而上学元哲学审美与实践面对已经拉开序幕的21世纪，音乐教育哲学应当如何发展，应当向何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上世纪后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评价也是一次清理，只有做好这种清理工作，新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才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新的高度迈进。20年来，各种音乐教育问题研究相继展现，形成了一系列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热点，结束了一直以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没有“问题”或“问题”意识不足的局面。第一，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成就毫无疑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如针对于我国音乐教育实践而提出的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亦或是以“实践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这对于新中国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它建立了我们据以评价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或现象的一个基本坐标，包括后来提倡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和对音乐教育哲学传统的反思等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等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自从音乐课程标准建立起来后，常规性的“解题”活动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使得人们在研究中“问题”意识不足，更无法产生针对前提和整体框架的质疑性问题，这在思维方式上属于“聚敛式思维”。同时，近20年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对西方音乐音乐教育哲学，尤其是现代北美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界已形成的审美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两大阵营中互相之间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外向”的批判态度吸引了学术研究的注意力，消解了思想的感悟力和音乐教育哲学的原创力，消解了音乐教育哲学的自我意识，使人们沉浸在两极对立的战斗激情之中，影响了对音乐教育哲学自身的研究，也影响了对西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的吸纳。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着一种强烈的挣脱传统教科书体系束缚的冲动，许多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新门类得以出现。即使还没有形成较大的流派，但是很多观点已经不能为传统观念所容纳或完全容纳，至少有很多观点和思想已经另不能用传统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进行分类。很多学者开始辟蹊径进行哲学研究。比如，管建华提倡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或是众多受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影响的几种音乐教育哲学观为：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社会、功能的音乐教育观，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观，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等等。人们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有科学革命时期的“发散式”（T·库恩）思维的特征。第二，近1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表现出一种走出传统哲学的思辨领域，回归生活世界的倾向。自从课程标准建立以来，近1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热点背后一直有一种实践的动机和冲动，如主体性问题研究、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研究、后现代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与实践标准讨论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核心，即人与现实生活世界。应当说，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概括具体科学的成就、追求空洞的“普遍规律”，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第三，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在“热点”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它所能取得的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出现了现存教科书的“问题框架”视野外的哲学门类、观点和思想，甚至一些新哲学、新流派的生长点，比如说，文化哲学、人类学实践哲学、社会哲学，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已经不能用传统的哲学分类所概括，这是产生音乐教育哲学流派的萌芽。这一点很多文章都有论述，毋庸赘言。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些成就是中国音乐教育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前提。但不容否认，近20年的哲学研究是与当代的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因此不可能没有一种现实的局限性。对于这种局限性的反思和检讨是音乐教育哲学在21世纪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前提。我认为，对于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绩的叙述主要意义在于总结，而对于存在问题的揭示，则对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第四，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缺乏一种对自身前提的彻底批判。考察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真正的哲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元哲学研究，它首先要对哲学的前提进行质疑，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元哲学理论——本质上一切哲学问题、哲学理论都由此而产生。所以，哲学的元研究是一切哲学的对象研究之母，这是哲学研究之不同于具体科学研究的区别所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首先要回答“音乐教育哲学是什么”“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音乐教育哲学的功能是什么”等前提问题，而具体科学则不需要这种研究。音乐教育哲学的这种前提性批判（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音乐教育哲学探究之彻底性、革命性的表现。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虽然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成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发散式”思维的特征，但是，这种批判浅尝辄止，远不够深入。由于缺乏对音乐教育哲学前提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可以说，近20年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基本上没有进行元哲学层面的探究，用一种近乎实证层面的形而下研究淹没了音乐教育哲学的根本意旨。所以，近20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缺乏哲学的彻底性。虽然在许多问题中都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和理论，但是，深思之下可以发现，这些观点和理论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音乐教育哲学发展，没有对传统的音乐教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而是呈现出了“主观性”的空洞性。第五，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维度，因而未能建立起一种总体性音乐教育哲学。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虽然形成了一系列热点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偏于具体而零散。使它变成了诸多“热点”构成的问题系列，变成一种支离破碎、零敲碎打式的研究——这种深入的具体研究对于理论的局部来说虽然必要，但是整体上，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和价值取向却凸显出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沟通和协调。所以，这样一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虽然在某些具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面对这种意义“纽带”的断裂，价值的倾覆，却多少表现出一种无能为力甚至麻木不仁的状态，失去了其对音乐文化价值和人的生活世界的总体化功能和意义，从而也使音乐教育哲学失去了其根本效用。第六，近20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仍然没有克服“史”“论”分离，“分工明确”的研究方式。目前，中国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鲜明地体现在分工甚至更为细致，即只研究一个人物、一本书。这种研究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在音乐教育哲学的确立时期是必要的——这种研究在其可能的限度内，最大程度地推进了音乐教育哲学各部分的研究。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分工明确的研究方式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病，甚至阻碍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和“论”的分离，一方面，没有把音乐教育哲学史从普通的历史研究中分离出来，从而也就不可能从历史的高度研究音乐教育哲学史；另一方面，也使得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研究不能站在音乐教育哲学历史发展的前沿来充分汲取国外的音乐教育哲学的精华，脱离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历史而变得空洞。在新的世纪里，中国音乐教育哲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两个重要的因素将给哲学的发展提供无限生机。其一，全球化已成必然。全球化是全球文化结构的一种转换——它将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两极对立，在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各民族文化的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新的全球文化理念。它将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亦将形成一种全新的经验结构、心理体验和价值依托。一方面，全球化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其本身又进一步拓宽了哲学研究的视野。其二，20世纪后20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它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物质主义的现代化。21世纪，这种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将要为一种以人的完整性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全面进步的总体现代化所替代——它将引起社会的全面变革，这无疑是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课题。这双重背景叠加在一起，就把音乐教育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契机推到哲学面前，为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沃土，只有巨变的时代才能产生哲学的巨变。但是，契机和机遇只是发展的条件，要把契机和机遇变成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音乐教育哲学自身。在这种意义上，认真检讨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不只是为了认识这一段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为了21世纪音乐教育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对于21世纪的中国应当建构一种什么样的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界见仁见智。但是，近20年所存在的不足与所取得的成绩，就已经蕴含和昭示了21世纪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21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哲学必须突破传统范式，才能取得革命性的变革。众多学科的融会，对于认识十分复杂的当代社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随着认识的发展，各学科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于是，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层面的新视野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21世纪，随着全球化态势的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必将取得重大突破。对此，我们热切地期待！
参考文献：
[1]T·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A].必要的张力[C].福建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