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欧洲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思想嬗变。总起来说，欧洲古代政治学追求符合“至善”理念的道德共同体；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欧洲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人的自由权利为核心内容，追求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利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以“人类解放”为基本价值取向，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立足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与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政治哲学；自由权利；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B5；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2-0010-15
政治哲学在欧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就已经从希腊城邦国家的生活经验中系统地阐发了他们对人类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理解。从那时起，欧洲政治哲学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为一条源远流长的思想长河。本人认为，直到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产生，这条长河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思想嬗变。这三次思想嬗变可以概括为：古代政治哲学——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近代政治哲学——追求维护权利的政治共同体；马克思政治哲学——追求“人类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解这个思想嬗变过程，对于我们把握欧洲政治哲学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特别是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政治哲学——追求“至善”的道德共同体
政治哲学是关于国家的学说，确切地说是关于国家权力、国家制度及其合法性的学说。而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不可分割地包含在希腊哲人对伦理学问题的探索之中。希腊哲人普遍相信，良善政治的合法性必然基于纯粹的、绝对的、最高的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就是“至善”，即绝对的、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于理性本身，或者说来自于“神”或“逻各斯”的最高的善。这固然是超验的形而上学之思，但它对人们的经验的生活却有着非常确切的应用性，即它为人们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或者说，为社会的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探寻和确立最高的准则，也为人们评价自身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据。一个有着良好秩序的、完满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体现至善的道德共同体。
1.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至善”与国家正义的追求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产生于雅典民主制走向衰落的时期。经过克利斯提尼和伯利克利的政治改革，雅典民主制达到了顶峰，但伴随着财富的增长，雅典公民也逐渐淡去了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的热情，而专心于发展私人的特殊利益。瘟疫和战争也使这个城邦国家元气大伤。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曾一度出现了试图恢复祖制（贵族制）的所谓“三十僭主”政治，尽管这个僭主政治很快又被民主制推翻，但重新恢复起来的民主制已经没有办法抵御已经发展起来的私人利益倾向。这种倾向与雅典民主制所持守的公共精神和集体自由的理念不能相容，因而在城邦生活中到处衍生着伤风败俗的现象。面对这种政治衰败的景象，柏拉图力图从一种纯粹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出发，通过构设一个理想的、贵族式的政治共同体，把希腊社会从这种混乱不堪的衰落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善”是可知世界中最高的理念，而善的理念在国家生活中的最高体现就是“正义”。政治的合法性就在于体现和符合“正义”的理念。在他看来，国家（城邦）就是由于人们相互需要而组成的一个公共生活的共同体。城邦的正义必然与城邦的原则相符合，而城邦的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的天性的职务。相应地，“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或者说，“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1]
“善”是最高的理念，而体现善的“正义”理念则是治国理政的最高的智慧。因而柏拉图力主让真正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用他的话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利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城邦将不能终止邪恶。[2]此外，为了防止城邦的政治统治集团的腐败，柏拉图还主张在城邦的统治者和保卫者这两个等级阶层实行共产制，以保证政治共同体在道德上的纯正性。在他看来，这两个阶层中的人如果有任何私产，他们就有可能去发展自己的利益，而不再会专心于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变成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要谋图打倒他们；他们终身在恐惧之中，他们就会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会是，它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3]
由此可见，柏拉图构想理想国家的实际目的就是希图用纯粹的、普遍的伦理原则来统一那已经四分五裂的社会结构。然而，这种用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压抑私人权利和私人利益的政治理想是不会产生实际效果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要把特殊性排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因为这种办法与解放特殊性的这种理念的无限权利相矛盾的。”[4]
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生涯是在马其顿王朝时期度过的。这个时期，希腊社会充满矛盾，动荡不安，任何政治理想都被现实矛盾的岩石所击碎。这使得亚里士多德不能不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抱有一种鲜明的现实主义态度。如果说，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以“正义”理念为轴心构想一种理想政体，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则更多地是考虑什么是现实可能的优良政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亦即人天生就要过一种社会生活，因而必然要和他人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如家庭、村落、城邦。任何一种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起来的。而所谓的善就是要过一种自足的生活。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是最大的共同体。因而，人们之所以要结成城邦这种政治共同体，其目的就是要过一种优良的也就是完美而自足的生活，这是城邦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