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刘华初（1969-），男，湖北省孝感市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12&ZD123）摘要：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其科学观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杜威对存在与真理看法的基本立场。他试图在连续性和整体观的基础上，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将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经验方法推广到社会领域，甚至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行动中去，从而突破传统哲学有关知识领域的对象性划分。但杜威在坚持这种现代哲学品质的同时，却把哲学-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层次性差异，以及有无反思理性、有无前提设定的根本区别。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科学；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712.5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4.04.028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7卷第4期刘华初：杜威的科学—哲学观
杜威有关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与观念是一个一直受到我们忽视的问题。假如我们能够将杜威在其逻辑探究中明确提出的问题观用来研究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本身中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尝试和探究不仅有助于辨识杜威的真实思想和态度，而且可以揭示深藏其中的更深刻的哲学问题，深化我们对哲学与科学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如果我们对杜威思想中的哲学与科学有了清晰的理解，那么这个理解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澄清对实用主义的一些误解和困惑，还将会证明杜威基于经验的方法论的实效性。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哲学反思，都离不开问题情境，而问题情境却是连接科学与哲学的一个方法论基础，无论哪种情境之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研究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契机，而不是只需克服的负面的困难，因为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考察的机会，它会在新的、更丰富的经验中开花结果，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增强了我们的哲学反思能力。
一、杜威有关科学与哲学的划分
在杜威的用语词典中，“实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它不同于一般的科学实验，类似地，杜威的“科学”概念也不同于我们一般常说的诸如物理学这样的狭义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科学范畴。他曾说，一切科学的判断，无论是物理还是伦理的，最后都是要用客观的、普遍和一般的名辞来陈述经验以指导进一步的经验的＼[1＼]。显然，杜威的“科学”至少包括了物理学和伦理学，可是我们知道，伦理学并不属于狭义的严格科学的范畴，它离狭义科学的距离甚至要比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还要远一些。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杜威有关实验伦理学、实验民主理论的说法了，因为狭义的“实验”只是狭义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而杜威的实验伦理学中的“实验”则是狭义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向广义的科学领域的推广，是一个能够运用到追求知识和技能、生活与交往、审美与至善等等所有领域中去的普遍的方法。
当然，对象不同，问题情境不同，实验方法也会不同。在杜威看来，谈论知识和经验对人类精神的影响，首当其冲的要数科学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具体方法。科学方法常常来源于人类生活的直接经验，因为，人生活在充满危险的世界中，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寻求克服危险的方法，可选择的方法或者道路有两条：一是通过祈祷以改变自我的心理与对外界的理解，从而屈从环境以达到和解；二是劳动和艺术，通过实践技术来改变环境。显然，杜威认为，值得我们提倡而且实际有效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科学所论证了的材料，在杜威那里就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基本事实，他说，“假使科学的探究是合理的，那么经验就不是自然界的无限薄的一层或它的前景，而能透入自然，达到它的深处，以至还可以扩大对它的掌握；经验向四面八方掘进”＼[2＼]。他认为，根据科学的、经验的方法就可以建立他关于自然与经验之关系的一般哲学理论了，因为，在自然科学中经验和自然是联合在一起的，而这种联合并没有被当作一件怪事；相反，如果探究者要把其发现当作真正科学的东西来对待，那么他就必须利用经验的方法。
然而，就如桑塔亚那等人所说的那样，杜威对其“实验”方法显然有些过于乐观。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遭遇到一些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难以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解决的，它们甚至可能会随着人们的不同态度而变得或难或易，譬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即使在科学领域中，我们也不可能期望，用“实验”方法就能够解决所有遭遇到的科学问题。在我们人类的认知思维中，科学问题只是一个有限域内的问题，它们具有某些独特的特征，科学逻辑本身限制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真实意义，而它与我们在实践经验所遭遇到的非科学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异性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扩展和各种可能性的敞开，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些表现特征会远远超出基于逻辑和数学推理的、科学的表现形式，因此，运用科学的实证性方法自然难以驾驭。即使对科学实验方法进行相应的修正也难以奏效，因为，修正的幅度与效果还是受制于科学逻辑本身的规则。即使仅就经验的理性成分来说，也不是所有的现象都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把握的，例如，混沌现象在现有的理论中就缺乏量化描述手段，假如再考虑到情绪、意志等方面的因素，基于理性的科学方法就更难以应对了。
杜威对哲学与科学之所以有能够直接共享经验方法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对二者的边界划分并不严格，是模糊的。虽然杜威认为我们应该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情境时要具体分析，但在缺乏对科学与哲学差异性的深刻认知情况下，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差异方法；相反，由于坚持万事万物相互之间连续性的基本原则，他甚至不愿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划清边界，或者说，问题情境是细节性的，而连续性的整体观则是根本的。这大概也是在科技哲学不足够发达的时代，实用主义常常会受人病诟的原因。有人说，杜威“对于为何倾向爱因斯坦的理论而不是牛顿的，倾向贝多芬的音乐而不是巴赫，或者选择苦行的生活而不是华尔街银行家的生活，没有任何说法”＼[3＼]。而且对于这样的质疑，杜威总是置之不理或者充耳不闻，这与他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态度明显不同。他认为慢半拍或无言的回复会让那些问题自我消解，因为科学的进步会消化所有存在的问题，这显然是与其所持的自然主义立场密切相关。因此，就如桑塔亚那批评的那样，杜威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差异性缺乏超越性的深度反思，而宁愿停留在一种自然主义的、面向问题现实效果的层面上，而不能推进哲学思考的深度。但杜威这样的科学—哲学观却并没有阻止它将实用主义变成20世纪美国精神的象征，如果我们能够联想到杜威时代的科学发展及美国人的实干精神带来了新大陆的繁荣，那么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杜威实用主义对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基本立场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二、进化论对杜威的科学—哲学观念的影响
进化论对杜威哲学产生的影响既深刻又持久，既为其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杜威哲学的困惑与问题所在。杜威是从赫胥黎那里获得达尔文进化论相关知识的。赫胥黎对生物界有机统一的观点、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生命世界中的连续性等说法对杜威形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从杜威的哲学著作中大量的生物进化论等相关术语的使用得到印证，譬如生长、变化、发展、适应与环境等等。杜威把进化理论看作是弥补哲学中二元分离的灵丹妙药，他认为，赫胥黎的那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使得以往不健全的理智结构得到弥补，同时还创建了一种万物生长的模式，不仅展示出人类作为有机体的图景，而且让人联想到有类似结构特征的世界。
杜威一方面高度认同赫胥黎对进化论作为科学的解释和传播，但另一方面，他也曾对赫胥黎的讲演不满，因为赫胥黎声称进化论不能提供任何道德的规劝，这其中的前提假设就是，生物学的原理不能移植到道德领域。杜威却不以为然，“我要问是否精神生活得不到它最确信的和最充足的保证，当已经知道正义的法则和条件内在地蕴涵于宇宙的进化过程中时；当已经发现处于意识斗争，处于怀疑、气质和挫折，处于渴望和成功中的人们被那些发展出自然的力量所推动前进和托起时；以及在这个道德斗争中他不仅仅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维护和推动宇宙过程的有机体”＼[4＼]。但是，复杂观念、道德理想和审美体验的进化与动物物种的进化是根本不同的事情，怎么可以相信后者可以证明前者呢？因此，有许多哲学家对杜威的自然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理论关联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虽然这些批评并不能够否定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独创观点及其价值，但也揭示出杜威哲学中的困难，那就是其自然主义观念，譬如，摩尔认为自然主义伦理观是用一个自然客体或者其某些特征来代替或者说明“善”，其结果是力图以某种自然科学来代替伦理学，这与伦理学的目的背道而驰＼[5＼]。
对于杜威所持超越科学与哲学划分的自然主义立场，即便实用主义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杜威的崇拜者罗蒂就不看重达尔文进化论及其生物性词汇在哲学中的价值，他认为，用人与其它有机体共有的中性经验来解释人的认知，是没有看到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因果关系，它是自然的、进化论的而非解释认识论的证明关系，两者存在根本不同。“羡慕科学家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应该仅仅处理用中性术语表述的问题——用对于所有那些为不同的解答而争论的人都满意的术语。没有共同的问题和辩论，我们就没有专业规范，甚至没有一个方法规范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规范，我们大概还有神秘主义，或者诗，或者灵感——无论如何，某种允许逃避我们的理智责任的东西。海德格尔经常因为避免这种责任而受到批判”＼[6＼]。冉多也指出，自然主义强烈地依赖于进化论教条。似乎杜威的理论只是将达尔文关于适应的教导应用于认识论问题。想一想，这的确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既不是基因的囚徒，也不是观念的俘虏，我们每个人通过生活塑造自我的人格和个性”＼[7＼]。
在今天看来，进化论显然不能为我们的知识作面对怀疑论的辩护，因为认识论的命题并不能从进化论的事实中推导出来，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或者一种类型的问题。奥赫尔认为，杜威用生物学理论做基础来解释认识论掩盖了“真”与“有用”之间的区别，而且会消解真理的“有用”说法，因为生存竞争的成功并不保证一种生物的信念或者视觉表象的真理性，其信念与表象必须是足够真的，或者足够充分的，才能生存下来，而以生存的、优越性的观点来看，真理对于一个信念是否有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在奥赫尔看来，杜威是把认识论与生物学混淆起来了，所以他难以真正解释诸如数学和宇宙理论等科学行为寻求真理的方面，因为一个科学理论自身之内并不包含真正支持或者反对一个诸如道德的规范行为的资源，而作为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进化论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解释为何我们从事于如此的规范行为方式，用它们对于生存延续的重要性来解释这些规范。其实，杜威不只是没有严格区分认识论与生物学，而是没有明晰科学与哲学的真正边界。因为，除了进化论，还有20世纪初期物理学、心理学的成就，也影响到杜威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在其伦理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量子力学的悖论，宇宙学的难题，科学探索的很多动机是清除和解决现有理论的模糊和困难。这并不必然是使得理论对于常识更加熟悉明了，而是相反，如波普尔所说，常常是导致从熟知到不熟知，世界变得比想象更加陌生”＼[8＼]。
三、杜威试图将科学的方法推广到社会实践中
与马克思一样，杜威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改革倡导者。他迫切地希望用哲学理论能够带来显著可见的社会变化，从而把产生有效社会变化的核心要素放在科学上。但他想把科学方法从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自然科学转换到难以（甚至无法）实验的社会科学领域来的想法，则会违背他热衷的情境主义原则。
我们知道，杜威反确定性，提倡情境主义，但他自己却由于混淆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而违背了自己的情境原则。换言之，情景原则与连续性原则应该如何协调起来，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到底是情景的不同特征更强烈一些呢，还是其中表现出来的连续性更显著一些呢？抑或两者在本来就处于一个辩证的关系之中，因而需要我们用辩证的思维来理解和把握，因为杜威是反对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确划分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太多，这与物理学等科学很不相同。如果没有现代超高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再好的理论模型也无法预报一天的天气预报。要达到杜威的目的，还需要某种特别的“计算机”才行。可以说，杜威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在现时代还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而非具体的操作方法上，在这一点上，他的实验方法也无能为力。
杜威试图把科学方法普遍化，并运用到社会领域中去，这种做法招致了一系列的批评，波亦斯维尔特指责杜威试图将物理科学的方法扩展到政治、教育和伦理学中，这个目标在20世纪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对象AIDS等类型的问题情境时就变得不可行了。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对比杜威所处时代普遍存在的科学崇拜，其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对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而来的负面效果的逐步了解，如生态环境和气候的恶劣和异常变化，科学技术的辉煌与地位逐渐退却，我们从历史和人类学了解到，对非西方和前现代社会的任何理解都不能包容在19世纪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狭窄理论之中，而应该归属到杜威所处的时代性特征，即达尔文进化论所隐含的而被社会学所吸收的达尔文社会主义。
科学家在作具体科学研究时，可以完全不管哲学的宏大理论与断言，因为他们有许多已经得到业界内公认的基本假设和前提。譬如，对象世界的验证性，科学的可靠性保证，实在论就是其最大的假设，而实在论在哲学那里已经得到成熟的探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其可靠性、稳定性是得到保证的，也就是说在哲学意义上得到了辩护。所以科学家可以“肆无忌惮”地蔑视任何超科学或者非科学的对象，什么形而上学、哲学等等都可以漠视之，而对其研究丝毫无损。这种哲学的理论保证看起来似乎是多此一举的“马后炮”，毫无意义的附属，假如没有它，又能奈科学研究何？这种从科学来看待哲学的偏见显然是狭隘的，不值一驳的。哲学的确超出科学，且比较成功地解释了科学，为科学的基础作了辩护。但是，哲学还有许多疑难，而且即使对于科学，也还没有甚至也不大会有最终定论。哲学的反思也需要科学提供材料，就像历史需要历史材料一样。这种材料当然是科学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解释和研究。虽然它们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和精度，但哲学能够成功地考虑到这一点，而不会受制于这个“缺陷”。正是这个科学的“缺陷”和哲学的“疑难”形成的张力，驱动着哲学和科学的互动和发展，发展的循环才有了积极的意义。
当然，科学的“求是”精神和方法不只是局限于狭义的自然科学。在一度程度上，杜威试图将其经验方法推广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领域是有道理的，这是基于他试图建立跨越二者之上的连续性和整体观的哲学立场。对于杜威而言，科学精神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权，不仅是一群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才拥有的，它可以伸展到人类的一切领域，为所有的人所拥有，去处理各种人生问题，包括道德与价值问题，以满足人类进步与发展的需要。他指出：有人主张，在自然科学中通行一种方法，而在道德问题方面，我们将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意见意味着，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这个社会还不是统一的。科学方法的分析，只要它没有实现在与实际科学程序的所有学术性方面的紧密关联中，那么就总是不完善的。由于现代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现代科学的哲学分析没有对数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就不能成功＼[9＼]。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时代一个合格的哲学家也必须是好的数学家的理由。这不仅包括对于可能性的分析，还有现代逻辑等理论工具，时空哲学涉及对不同的几何学和张量微积分学的研究；量子力学的哲学要求对数学物理学家为了他们的探索而建构的抽象微积分有深入的了解。
四、对杜威有关科学-哲学关系的观念之反思
杜威贬抑传统哲学而张扬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传统哲学与科学既相提并论又相对立，认为它们都是关于反省经验的，它们的对象主要是属于第二级的和精练过的体系，不同的是，自然科学不仅从原初经验中吸取原料，而且它们还回溯到原初经验的情境中去以求得验证。比如，达尔文是从饲养员和园丁们的家鸽、牲畜和植物开始工作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也是受到验证后才被接受的。也就是说，科学要返回到原初经验以验证其推论的结果，而传统哲学就没有返回到原初经验。所以，从方法上来说，科学显然比哲学高明，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就以科学研究为模版。当然在杜威所划定的领域内，从反思经验中的实践效果来看，传统哲学的确是比不过现代科学的，因为那本来就是科学的能量空间。但是在原初经验里，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而哲学显示出其深刻的思维和直接的把握能力，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似乎是荒诞矛盾的，不可能有可信的新发现。但是，就像杜威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哲学忽视了“精练的科学方法的材料和为我们具体经验到的现实世界的材料是互相连续着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反而诋毁科学“粗糙经验和制造人为问题”。
我们需要对哲学-科学的关系进行反思。“这是一张桌子”，哲学不会对此质疑，因为那是常识的事情；“这是一个病毒”， 哲学也不会对此质疑，因为那是科学的事情。但哲学家会问：“它何以是一张桌子，而不是一匹马，或者只是你的一种幻觉？”对前面的那个命题的成立条件进行前置研究，为何我们能够有知识等等。大多数哲学家会同意，哲学并不想参与到对具体命题或者知识的检验和应用之中，成为与物理学、生物学类似的一门实证学科，而是旨在用概念来理性地、明确地解决其它学科不予讨论的这些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是在为所有的学科的“合法性”作辩护，就如同康德为科学基础因果关系作辩护一样。不过，坦率地说，即使这个辩护不成功也并不会真的导致科学大厦的坍塌，更不会导致我们理性生活的崩溃。相对论推翻了绝对时空观，但并没有颠覆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现代哲学基本上消解了实体也并没有让我们的世界坍塌。哲学似乎在追求多此一举的工作，然而，这就是我们人类反思性的基本倾向，它总是在把各种零散的东西凝聚在一起，以形成一个融贯的说法而心安；它不是对世界的交代，而是对思想自身的交代。
一个社会可以有技术、艺术甚至科学，但不一定有反思。历史表明，在众多文明中只有古希腊产生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它是从哲学里衍生出来的。科学以及科学哲学，包括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部分的包括经验主义）和哲学（除了科学之外的）似乎有着这样一个“哲学-科学循环”：一方面，哲学要依赖科学所提供的材料和观察验证工具，例如，对宇宙论的研究，尤其在心理学、脑科学等科学领域中；另一方面，哲学的观念更为基础，它为科学研究提供整体的和根本的观念和基本看法，为科学现象作辩护性的理解和解释，对科学的信念提供了某种保证，即杜威所说的“有保证的可断定性”。对于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论意义上的依赖关系，到底是哲学理论依赖于科学理论，还是科学理论依赖于哲学理论？或者是结构性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建构意义上的依赖关系即导致哲学思考的入口问题：从哪里是最佳切入口？对于某种循环，如何切入？效果如何？这些问题都是理解哲学-科学关系无法避开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一般性地说，处于循环之中的任何环节都是合适的候选入口，但对于具体情境则有不同的效果。实用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说服力的回答和效果，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放弃绝对的固定真理而取实用效果的标准，这可以归结到研究的经济性原则上。哲学在其历史的诞生地、自然宇宙论上几乎完全让位于天体物理学。可不幸的是，天体物理学最终解决不了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而只是在次级的和更细的问题上凿凿有据。比如“无限”这个概念只是属于理性的观念，外在的自然界或现象界没有“无限”的实在性，自然界拒绝无限，说自然界无限是无意义的。平直时空属于理性的、心灵的，外在的自然界遵守相对论时空（在相对论没有被取代的情况下），不过由于我们感官等生理和物理的诸多现实限制，我们“看”不到它们两者接触时的差别。
杜威经常不厌其烦地说思维产生于行为之中，服务于实践。他似乎要把行为和认识对立起来，而实际上是试图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因为科学的实验方法既是科学的基础，也是其经验理论的可靠性来源。在这一点上，他如同鲁迅一样试图克服传统哲学和观念的偏见，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混淆了哲学与作为大众的人生哲理指导书。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实践的，思维也在其中，难道思维就不是实践了吗？思维、写作和理论论证等如果不是实践，那么就可以类推到这样的荒谬结论：只有动物般的为了生存的捕食，为了生命的奔跑和生产才是实践。但是，对原始性行动和直接的生产劳动的张扬将可能导致成功而原始的商人气，并且反过来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和社会造成单一化倾向，“‘生产的逻辑’既不是生活的逻辑，也不是社会的逻辑。它是从属于两者的一个小的部分。它释放出来的破坏力是不会就范的，除非控制住‘生产的逻辑’本身，使它不能再释放出破坏力”＼[10＼]。毫无疑问，杜威重视行动与实践的看法是针对近代二元论的批判，是对康德及哥白尼革命的反转，是有特定历史情境的。如果不注意杜威这个批判前提，就让人感到有退出反思、返回到原始丛林的危险。
哲学曾经是理性地反思知识的源泉。也正因此，我们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的母体。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革命的发生改变了这种局面，所有的现代科学都分离出来，并带走了很大一部分的领地。然而，有一个根本的领地是带不走的，它继续留在哲学那里，否则就无立足之地。正是这块领地的存在，正是它对于人类的生存之不可或缺，哲学才得以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只要门类繁多的具体学科不涉足其基本假设前提的根本问题，那么这种合法性就不会丧失。只要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的现实冲突没有解决，哲学就不会消亡。哲学进步的标志在于它所能够容纳的这样两种属性，哲学空间和哲学时间。其中，哲学空间指出了哲学问题的广泛性，对不同的对立理论的解释和涵盖模式及其扩展性；而哲学时间指出哲学史方面的对人类不同生存历史性的根本问题的探究及其扩展性。人类对宇宙和世界的探究就是通过发明和研究新的假说进行的，新的假说作为一种反常，对目前接受或者准备考虑的假说开始构成威胁。康德就是通过很好地设定了先验假说来解决两派争端的，而且给后来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题材和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先验性问题。在这方面，物理学、天文学等实证科学的确是值得哲学借鉴的研究方法的典范。
＼[参考文献＼]
＼[1＼]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201.
＼[2＼]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
＼[3＼]Alan Ryan.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
rican Liberalism＼[M＼].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1995：127.
＼[4＼]John Dewey.The Early Works of John Dewey＼[M＼].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53.
＼[5＼]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4449.
＼[6＼]Richard Rorty.Consequence of Pragmatism＼[M＼].Mi
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37.
＼[7＼]Anthony O"Hear.Beyond Evolu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Limits of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12.
＼[8＼]Stanley Rosen. The Question of Being＼[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4695.
＼[9＼]Hans Reichenbach. Dewey"s Theory of Science＼[M＼].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9：123.
＼[10＼]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虞鸿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8.
（责任编辑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