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苏联党内两种政见影响到中国，形成自陶希圣、郭沫若始到以《读书杂志》为主战场的论战。经过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形成。但与此同时，盲目引进外来观念，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深思。只有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才是研究社会史和研究经济史正确的、科学的路向。
[关键词]学术视野 社会史论战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086－11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知识界自1928年开始，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进行的长达10年之久的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三方面的问题。本文从学术史的视野作一通盘考察，以澄清事实，认识意义，获取启示。
一、缘起与经过
早在1925－1927年大革命之前，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就存在分歧。“两派的政见在苏联闹了好几年，尤其在国民革命时代，争论得特别起劲，特别严重。接着这些不同的见解，又传播到中国来。”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国共产党党内分歧公开化，使中国社会问题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陶希圣的三本书
1928年8月19日，陶希圣提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的问题，12月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一书《绪论》开头说：“中国的革命，到了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要扫除论争上的疑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1929年中秋节前夕，陶希圣为《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出版作《绪论》，副标题为“如何观察中国社会”，第一段提出：“中国社会构造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便不知中国的问题。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便无从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该书第1页)第四部分《中国问题解决之基点》中，他在“中国社会构造之论争”一目下罗列了中国的社会构造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社会三种认识之后，亮出自己的观点：
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而直至今日，中国的主要生
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国，由封建制度言，是后封建制度时期；由资本主
义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该书第195页)1930年5月，陶希圣编辑出版《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选录“中国社会形式为何物”的代表性文论18篇，掀开“论战”帷幕。第一编“社会构造及其变迁”，含封建半封建社会说(2篇)、封建势力支配说(1篇)、资本主义社会说(1篇)、商业资本社会说(2篇)、小农商阶级社会说(1篇)、亚细亚生产方法说(1篇)。第二编“农民与土地问题”，以资本为中心而成立，还是由于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的崩坏而造成(4篇)。第三编“资本问题”，“前途应当是资本主义，抑应当非资本主义”(3篇)。第四编“知识分子及过剩人口问题”(2篇)。第五编“家族问题”(1篇)。
(二)郭沫若等三家的研究
在陶希圣所谓“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展望的时期”，出现了三家不同意向的研究论著。
1、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3月初版)。郭沫若开始写《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正是陶希圣完成《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时，他引用马克思“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之后，解释中国历史的进化：“大抵西周以前就是所谓的‘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陶希圣推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之际，郭沫若正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为“必须知道的准备智识”，发表《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归纳出“一个表式”：西周以前，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西周时代，奴隶制；春秋以后，封建制；最近百年，资本制。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反映出马、恩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学说形成完整体系的历程。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生前没完全确定，由恩格斯继续完成。马克思用“大体说来”表述，恩格斯只说“所特有的”，都没有作为“规律”的意思。1919年7月列宁作《论国家》的讲演，强调说：
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式过渡到农奴制、最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
至此，“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的“一般规律”，才形成这样的公式：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资本制。
郭沫若是否察觉到马、恩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学说形成完整体系的漫长历程，这里不敢断言，但从其先引马克思的论述，后以恩格斯著作为“向导”，的确表明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过程，正是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形态学说形成完整体系的过程。不过，郭沫若发表批评陶希圣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用的是后来他自己并不承认的“杜荃”之名。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丝毫没有针对陶希圣的意思，并自序其主张：其一，“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其二，清算中国的社会，“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地接近”。其三，“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手过来，正好是事半功倍”。
总的来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然有意“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以“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却无心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主要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为“向导”，在他们所知道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们未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