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认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然而仔细研读这部世界一流的作品后，发现它在塑造和刻画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实际效果往往不能完全吻合；越是想抬高或贬抑某一人物，留给读者的却常常适得其反。这就形成了《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上的矛盾，给分析作者的创作本意与人物性格、典型意义等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尴尬。这些矛盾和尴尬在《三国演义》中是比较普遍的，而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尴尬是由于作者过重强调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而造成的。以下试从此方面入手讨论伦理道德问题。
一、“仁义”思想的继承——刘备的明君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长期居于正统地位，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明君贤相治国，渴望天下清平。从《三国演义》文本描写来看，刘备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理想的明君典型。正是这“惟贤惟德，可以服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受人敬重的品格，成就了刘备的一方霸业。宽厚待人、知人善任的政治情怀和美好品德在《三国演义》中所描写的刘备形象上也有充分体现。对结义弟兄关羽和张飞，刘备视如手足，情同骨肉，患难与共，不必多述。对几经周折而追随他的赵云，刘备予以重用，危难时刻也深信不疑。
可见，刘备是作者极力推崇、褒扬的胸有大志、仁德爱民、忠厚诚信、知人善任的明君典型，作者对刘备形象的描写塑造寄托着儒家的仁政爱民理想。《三国演义》对刘备“仁义”这一特点得到极力的渲染，他成了一个好皇帝，他不但有着争王图霸的胸怀和胆略，忠于友谊，礼贤下士，知人善任，还“仁慈爱民”，每到一地都广施仁政，与民“秋毫无犯”。作者甚至借他的口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也。”事实上，这是作者对曹操与刘备行事处世差别的一种概括，同时也是创作中判断好坏，决定轻重取舍的准则之一。
作者掩盖了封建社会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尖锐的阶级对立关系，设计出了这个“一代明君”这个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曹操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那么，刘备就是那个社会的理想的象征。
二、“仁义”思想的尴尬——道德与政治的矛盾
从作者的道德观念来看，刘备忠厚仁慈，是仁义之师，曹操狡猾奸诈，则是恶德之渊。因此，双方的矛盾，已经不等于历史上两个封建军事集团的矛盾，而变成了仁君与暴君，正义与邪恶的矛盾。
此外，《三国演义》中道德的最大矛盾，便是它和政治的矛盾，以及它在很大程度上的虚伪性。首先从传统的好皇帝“仁慈宽厚，豪爽正直，英勇顽强，平等相待，聪明机智，舍已为人”的标准看。且不说这样的标准本身有什么问题，单从其要求上对照，这样的“仁君”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人民的愿望，是农民阶级与反动腐朽的地主阶级斗争中虚拟的美好形象。事实上历史上很多很多优秀的政治家、有所作为的君主都不是道德上的圣人，都不可能严守儒家经典学说里的那样，以百姓为根本，以仁义为本。比如说他把赵云千辛万苦救回来的阿斗往地上摔，一早便已经被后人定性为：笼络人心。又比如他开始时一再宣称他要诓扶汉室，后来却自立为王，还堂而皇之地称“四海不可以无主”，其虚伪的本色可见一斑。
研读《三国演义》文本，也可见作者对刘备“仁德忠厚”一面的突出和强化有些过分，乃至失真。这是《三国演义》写人的败笔之一。如写刘备极爱徐庶之才，又顾全其母子之情，泣别徐庶并凝泪而望，这足以表现其大仁大义。接着又写刘备欲尽伐阻挡视线的树木，这就显得有些虚伪失真。又如，小说所写刘备携民渡江，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一事，也体现他“仁义”的虚伪性。在他的观念当中，“仁”是手段，用以达到为“君”的目的；如果“仁”对于“君”没有帮助甚至阻碍了“君”天下，那么“仁”可以马上推开。但是作者在作品中把他简单化完美化了。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很不成功。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之失时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样的仁君真的存在，仍然不能改变问题的悲剧本质①，这就涉及仁君标准自身的问题了。正如斯大林在谈到俄国古代农民领袖时说过的：“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换句话来说，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或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还是罗贯中本人，都毫无异议地服从于统治者的统治之下，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遇到一个好皇帝。他们反对昏君，支持明君。以致在《三国演义》中，百姓对于圣明的刘备，“焚香遮道”“欢喜称颂”“叩谢”，徐州百姓居然对刘备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人民（包括罗贯中本人）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荼毒，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形式之隐蔽，实在让人震惊。而看书人如我在潜移默化中对这种标准的认同，不知是否属于封建思想的残余呢？
再进一步说，《三国演义》用它的客观描写向人们表明：“仁政”理想并不是主宰历史的救世良方，伦理道德只不过是体现人们美好憧憬的水中月镜中花。在封建社会中，理想的力量远远不如现实的力量来得那么强大，传统的“仁政”理想和伦理理想在历史运动的进程中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而作者所热情歌颂的伦理美德和“仁政”理想，终究不过是一种体现人们善良愿望的美好理想而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并没有给它留下立足之地。于是，“仁政”、“王道”为“暴政”、“霸道”所取代。
三、人物构建价值取向的矛盾—— “仁义”与“忠义”的矛盾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鲜明地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
《三国演义》中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又与渗透着民间理想的政治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映着当时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而在华容道上不顾一切地放走了曹操，也被小说的作者称之为“义重如山”。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这个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他的崇敬，而不仅仅是由于历代的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的结果。
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以“忠义”为核心的人格构建描写也很普遍。如第十九回刘备被吕布击败后逃难欲至许都，途中绝粮，往村中求食，所到之处，百姓听说刘豫州至，皆争进饮食。有一次刘备到猎户刘安家投宿，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备饱食了一顿，天亮才看到“一妇人杀于厨下，臂上肉已都割去”，如此惨无人道的景象虽是为了表现刘安对刘备的敬重和忠义之心.但却根本丧失了仁义，连自己的妻子都成了进献的牺牲品，忠义与仁义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总之，小说中人物性格具有“仁义”与“忠义”矛盾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是通过对“义”这个要素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充分体现了以“忠义”为核心的矛盾的人格构建。
罗贯中的思想倾向是他作为一个下层人民的美好愿望，也寄托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记得书中作者也借诸葛亮之口一再宣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这是应该得到肯定的。所以作品中的思想倾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他的爱憎、他对是非的判断对我们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无论如何，《三国演义》这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所展现的丰富的道德含义，对我们有很大的审美价值和参考意义，里面的真理与谬误，需要我们理性地辨别，批判地继承。
注释：
①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参考文献：
[1]罗贯中.《三国演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883.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3]参见陈其欣编《名家解读<三国演义>》
[4]参见《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作者简介：鲁 慧（1985.7-）女，汉族，硕士， 助教，现任职于武昌职业学院，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