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研究方法凝集了科学的理念及长期的探索,至20世纪才获确立以概率抽样为全程控制的起点标志和以“中层理论”为应用研究的建构方向,堪称实证主义社会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从辩证唯物论观点看,客观对象是“属性”、“数量”两种信息的有机统一体,定性抑或定量并非元方法区分;定量研究以定性研究为先导,它是社会学的高级实证形态,其基本功能是从总体层面解答某种社会存在有多少、是多少;这种方法高度依赖于统计学、调查学、计算机学等辅助学科,由多个环节的规范性操作化手段所构成,故不同应用方法之优劣判断取决于各种技术手段之效应比较。目前定量研究领域低档次谬误甚多,显露出科研体制与研究者主体条件的双重缺陷。
[关键词]实证主义社会学;定量方法;对象信息;操作规范;优劣判断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1-0168-13
杨达(1959—),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江西南昌330077)
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始用定量方法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50年代起,又与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对垒于分别由国际社会学机构①和国际社会学协会②举办的历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定量研究逐渐演变为全球社会学研究中的新潮。至90年代,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并开设社会统计学课程,定量方法进入中国。现在,社会学定量方法的学术地位获得公认,用数据说话并以之论证各自观点遂成为学界时尚。这样一来,社会学介入现实生活的“程度、范围、影响力根本不同于它的创立时期”,“它通过技术手段和统计工具向定量化、微观化和实用化发展,在社会控制、社会预测、社会工作、社会管理和社会问题中产生重大作用”。[1](P24]
然而,国内近年对于同一社会调查项目,常有不同学者或部门拿出差异颇大的统计数据及分析结果,其释义大相径庭。于是引出两个议题:他们所用定量研究方法孰优孰劣?社会学定量研究应有怎样的学术规范?
两个议题均涉及社会学和其他辅助性学科的基础及应用理论,前一议题还与学者们的研究水平和治学态度密切关联,探究起来学科跨度大,且评判时易使人误觉“文人相轻”。迄今这方面罕见率直批评的文章③,作专题比较研究的论著也极少。
笔者不掩才疏学浅,尝试对两个议题作一学理脉络的讨论,旨在吸收西方社会学精华,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以提高社会学应用研究的实践水平。
一、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理论渊源
(一)早期社会学的对象意识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研究社会问题起步的。逐渐成熟的资本主义条件“造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对立”,是人们产生“社会感”的重要基础。[2](P1─2)首提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概念的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奥古斯丁•孔德(1798-1857)率先提出,社会学以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为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须以整体性为主,故那种“真正的一般精神及总体的基本方法”,应该是“更高级的”“历史方法”补充当时各学科方法的综合形式——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历史方法。[2](P11─12)
但那时正兴起的社会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也从不同角度关注整体的“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社会学在开端上便要面对一个问题:自己如何与其他学科区分开呢?
对此做出独特贡献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又译迪尔凯姆和杜尔凯姆)。他循着孔德的实证主义思路提出,社会学应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即不属于其它科学范畴的一种社会实在,那就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s)[3](P4)。他定义:“社会事实”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为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影响于一个集的社会,同时又独立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4](P13)。他界定“社会事实”的几个属性:1.具有超出个体存在的外在性;2.具有影响着个体的强制性;3.具有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普遍性;4.规范着社会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要找寻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4](P110)。他的“社会事实”接近今人所言“社会现象”,无法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或其他研究个体的学科方法予以破解。“社会事实”只能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予以解释,“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功能,始终应该看它与某种社会目标的关系”[4](P110─111),要看“它满足了什么样的需要”[4](P49)。
涂尔干的《自杀论》(1897年)示范了这种对象性研究。该书“以‘社会事实’的外在强制性作为其客观性的标志,以‘社会的’力量与其他自然的、生理的、心理的力量综合地构成人类活动形态为基本预设,以系统地处理集合性资料为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分析公式”,并“将数学、统计学等纯工具性学科引入社会学”,让社会学获得了“一个兼有正确性和精确性特征的经验性实证科学”新貌。[5](P48)这样,涂尔干不仅把社会学与哲学最终区分开来,且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心理学最终区分开来。应当正视的是,社会学同其他学科分道扬镳,正是与它找到自己的工具性学科支撑相同步的。即便是在社会学内部,许多缺乏工具性学科知识支撑的社会学观点,此后也只得另辟蹊径以求证,于是渐渐边缘化于同时代的社会学主流观点了。
(二)韦伯的人文社会观
因为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概念实现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外延最大化,所以,其积极的方法论意义很快得到公认,并在百余年来社会学每一阶段性进展中留下印记。不过,由于涂尔干阐述“社会事实”的“外在性”特征时,又不太充分地认为“社会事实”只能以集体性为基础,在概念的内涵上限制了日常社会学研究的范围,被人批评为“无主体的社会学”[5](P49),这为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阐释社会学”学说问世提供了契机。
1922年,韦伯去世两年后,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出版。他在书中论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乃是“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社会学就是一门研究“社会行动”的科学,从而将研究视觉深入到人们社会活动的动机层面,籍此为其新的社会学理论找到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逻辑起点,即把“可能性或机遇”引入历史学因果性与社会学因果性的关系范畴来考察,以广泛关注“人类接受的各种社会准则及他们自己创造的业绩”——“不仅包括艺术作品,也包括法律、政治机构和制度、宗教实践、科学理论等”。[6](P337─338)这种“以人类现实为对象的科学也就是文化的科学”,其重要观点之一,则是人类历史社会的整体观:由于文化历史的延续性,决定了“由一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决定整个社会,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不管这个组成部分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6](P346)鉴于韦伯“把社会学基本概念的抽象理论和对世界历史半具体的解释结合起来”的人文主义主张,他被现代学者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既属于社会学的过去,也属于社会学的未来”,“他像所有的学者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也许是过了时的,但目前还有意义的东西”。[6](P379-383)
与其厚重历史感的思想体系相适应,韦伯在方法论上将统计学的“概率”思想引入社会学分析,即认为“在必然性(高度适合性之极限)与不可能性(偶然性之极限)之间有无数的盖然性阶段”,提出“用概率可能性判断来探究因果归属的适合度”,亦就是用可能性判断去解释各种“社会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7](P49─50)这样,朝着实证主义方向,涂尔干先前用“社会事实”来把握社会实在的经验解释模式,便被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主题是“社会行为”的新命题修正、深化了。韦伯藉此在宗教、分层、组织等研究领域获得巨大成绩,享有“社会分析大师”之誉,被广泛视为与涂尔干齐名的社会学又一奠基人。有对比意义的是,获称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三大经典思想家之一的同一时代人乔治•齐美尔(1858-1918)持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立场,构造了抽象的“形式社会学”,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交往形式”。[8](P73─75)但终因缺乏实证工具辅佐而难以具象化操作,只得沉淀为启迪后人定性研究思路的资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