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器物之一，属于瓦器，在历史上主要发挥着盛器和乐器的功能。其作为乐器使用，在古代礼乐文化的影响下，这种简单的乐器也同时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从这方面作一论述。
[关键词] 缶；乐器；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221-1
缶，甲骨文作。《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謌”。其外形多是小敛口，短颈、大圆腹，一般通体最宽出处在腹或肩部，肩或腹有两耳，有缻、盆等类属。其作为乐器使用也有很长的时间，据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的记载，在唐尧时期已经出现了当作乐器使用的缶，此后，持续有缶被用来当乐器的文献记载。在长期被当乐器使用的过程中，其由于受礼乐文化的影响，带有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承载，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缶也用来别尊卑，区贵贱
缶作为乐器使用的比较早，在西周时期的“八音”分属上，以土为材质的缶被列入到了“土”类。其因由土烧制而成，音质便没有“金”、“竹”等类属的乐器脆亮，无法满足上层的高品质音质的追求，且因为是瓦器，也难登大雅之堂，所以，缶在乐器中的地位很低，进而衍化来代表卑贱之意。《墨子·三辩》中记载：“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殓冬藏，息于瓴缶之乐。”在礼乐制度下，乐器的使用也与身份地位有了对应性规定，缶成为了“农夫”等广大下层社会人们的娱乐乐器。如《淮南子·精神训》记载：“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盐铁论·散不足》载“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同时，文人骚客的诗歌上也能反映出这种寓意，如唐代陈子昂《上薛令文章启》：“某闻鸿钟在听，不足论击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荐羹藜之味？”在向官长献文时将自己的文章称为“击缶之音”、“羹藜之味”，以自谦的表示自己的才疏学浅。
二、关于秦赵“渑池之会”上的“击缶”问题
战国时期秦赵“渑池之会”上，就上演了一场与乐器缶相关的外交较量。《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这是一场外交较量，秦王以国力做依托，强让赵王为他鼓瑟来羞辱赵国，却万万没想到被蔺相如威胁，居然为赵王击缶，使秦王大羞。这其中有以下因素：一、秦王本来仗着强大的国力想羞辱赵国，却没能成功，反被赵国大臣要挟，为赵王回奏；二、蔺相如言秦王“善为琴声”，进而“进盆缻”，其实是在说秦国人粗俗，只会瓦缶之乐。因为在当时，接受礼乐文化的山东诸国，琴瑟为雅乐，而秦人因长期偏居于西陲，不知礼乐，民风粗俗，多在酒饭之后敲碗缶为乐。蔺相如强使秦王为赵王击缶，是在暗讽秦国人的粗俗和野蛮。三、瓦缶在当时为卑贱的民间乐器，秦王为赵王击缶既是对秦王让赵王为其鼓瑟的一个回应，也是对秦王外交行为的一个贬低，因为秦王在奏“贱人之乐”。一个看似简单的击缶事件，背后其实是一种外交和文化的较量。
三、关于庄子的鼓盆而歌的说明
《庄子·外篇·至乐》中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即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却鼓盆而歌（这里的“盆”也是“缶”的类属）。由于庄子的“历史名人效应”，以至于缶在后来被视为了“丧器”，如北齐颜子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苟奉倩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在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也有“鼓盆悲”、“鼓盆之戚”之说，今天在一些农村的丧礼中还有摔瓦盆的习俗。
其实这里的缶绝对不是所谓的“丧器”。首先，庄子是一个追求自然、具有达观的生死态度的人，认为一个“本无生”、“本无形”、“本无气”的人，其死后回到无生、无形、无气的本然状态去，与四时运行一样自然，那又何必悲伤呢？所以他淡然击缶而歌。假若缶在当时是一种丧器，那么具反体制思想的庄子会敲打着“丧器”唱歌呢？惠施又怎会说他“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呢？可见缶根本就不是“丧器”。再有，据《庄子·内篇·大宗师》载：“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这里提到了“鼓琴”。缶是“丧器”，在丧事上演奏的乐器就是“丧器”的话，那么琴瑟也是丧器？显然就不对了。
缶，作为一种瓦器，在社会礼乐文化和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也带有了一定的文化意义和时代特征，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一定的文化寓意，这也是器物文化的一个代表。
参考文献：
[1]李小龙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程树达.淮南子证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董诰等编.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王先谦.《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作者简介：赵彦博（1989-），男，汉族，陕西华县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