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大部分人所认同或接受的一种传统观念，参政更多地成为男子的特权，女性被严格地排斥在参政大门之外。然而在唐代这个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时代，女性参政却如同得到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格外活跃。笔者之所以不只是简单地定位于唐代妇女参政，而是将其上升到一种风气，其意就在于突出唐代妇女参政较之其他朝代更为普遍与广泛。
一、唐代妇女参政之风的表现
唐代妇女参政无论是参政者人数还是参政的范围都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参政者上至后妃、公主，下至普通劳动妇女，几乎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参政的范围也从规谏、用人到宫廷政变乃至立废君主，甚至出现了直接当政掌权的女皇帝。下面以身份地位为划分标准介绍唐代妇女参政之风的具体表现。
（一）宫廷妇女参政
这一女性群体身处皇朝的权力中心，这样的环境一方面为她们预闻政事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不自觉地卷入政治生活中而成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也正因为她们的特殊地位，而使她们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甚至影响着唐代社会。
在唐代众多参政妇女中，最为卓越的当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在还未登基时便已融入了政治生活。高宗自显庆后因风疾而让武后代理朝政，此后数年问，她权势日重，在政治舞台上愈加驰骋飞扬，《资治通鉴》记载说：“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高宗去世后，她更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权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改唐为周，登上帝位，成为一代女皇。她登基之后，在内外政策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收复安西四镇，推进科举取士，扶植庶族参政，重视民生安定等，凡此种种，其作为甚至超过了许多男性君主。所以即使对其称帝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司马光，也曾称赞她说：“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受武则天影响，继她之后，许多宫廷女子都想在政治上一展身手。如中宗韦皇后，利用中宗对她的信任与宠爱，与武则天侄武三思等结成“武韦集团”，欲效法则天皇后，但以失败告终；肃宗张皇后曾一度与宦官李辅国“持权禁中，干预政事”，后失败被幽禁而死。宪宗郭皇后“历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在宦官专权、朝廷衰微的情况下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是中晚唐后妃中一位值得注目的人物。唐代后妃不仅参政人数多，而且跨越时间长，几乎从初唐到晚唐沿而不衰，从这我们也足以看出这一时期后妃参政风气之浓。
除后妃之外，在政治舞台上，公主群体也不容忽视。公主参政首先表现在一些直接参预政事的公主。高祖女平阳公主，在高祖太原起兵时，除力劝丈夫投奔太原义师外，自己亦起兵协助高祖，先后平定周至、武功、始平等地。她以组织和带领军队这种特殊的参政方式为唐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参政的公主中，最典型的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她曾组织和参与了三次宫廷政变：一是则天晚年，与其兄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共同诛杀二张（张易之，张昌宗），逼则天还政于唐；二是中宗死后，与其侄李隆基合谋，利用禁军力量，歼灭韦氏集团，推相王李旦为帝；三是准备倾覆玄宗，但事败被赐死。她成为继武则天、韦后之后唐代第三任专权的女性统治者。除了直接参政的公主外，还有一群妇女对唐代政治产生过特殊影响，那就是和蕃公主。据统计，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至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和蕃公主就有十五人之多。如贞观十三年，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王诺曷钵；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中宗时金城公主嫁于尺带珠丹；肃宗时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可汗磨延啜……她们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求得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妇女参政的群体中还有一些地位相对比较低的宫人女官。宫人女官的设置是封建社会后宫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宫人女官有着较自由的政治参与度，对当时的宫廷政治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上官婉儿可以说是宫人女官参政的典型例子。她在则天、中宗两朝都受到重用，中宗时她更是成为一位在朝廷中握有生杀大权的女性，而且参与了篡权乱政的活动。
（二）宫廷外妇女参政
除宫廷妇女外，宫廷外妇女包括外廷官员母妻妾婢、女巫、女尼、女冠以及普通下层劳动妇女等，她们虽远离权力中心，但受到当时妇女参政之风的影响，也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反过来她们也促使了妇女参政之风自上而下的扩展。如德宗时，藩帅李希烈攻破汴州，官宦女子窦桂娘被李希烈强纳为妾，窦桂娘利用侍奉李希烈的机会，取得他的信任，尽得他的机密，力图使其归附朝廷。后来李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并欲诛杀老将，取其父位。窦桂娘密结部将陈仙奇等人，谋划灭藩，从中破坏了李希烈子准备拥兵自立的企图，并最终迫使李希烈子归顺朝廷。官宦的侍婢、家婢参预政治多见于唐人笔记小说当中，且多表现为替主人政治上蒙冤被杀昭雪平反。如德宗时丞相窦参的婢女上清，宪宗时藩将李锜的婢女等。另外，唐时佛道等宗教信仰广泛普及于民问社会，使得不少作为社会特殊阶层的女巫、女尼、女冠等方外女子，得以身披宗教的外衣，出入于宫廷王府，文武百官、贵族豪门等权贵之家，参与某些军国大事的策划。如中宗时，女巫赵氏曾被封为陇西夫人，并时常出入宫禁，参预政事；肃宗朝女道士许灵素曾参与张皇后矫诏谋立太子之事等。
还有一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政治权力最边缘的普通劳动妇女，她们中大都一生只为生计而忙碌，并不过多的关心政治，参预政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在唐代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却依然可以找到有关记载。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人物是高宗永徽年问举兵反抗李唐封建统治的陈硕真，她“自称文佳皇帝”，曾带兵连续攻克了数州县，虽最终被官兵镇压，但影响甚大，震撼了江浙一带的地方统治。这位女皇帝虽然没能像武则天一样君临天下，但是作为一名普通劳动妇女，其敢于领兵造反并自称皇帝的胆量和豪气也足以使其成为这一阶层妇女参政的代表而名留青史。此外，在抗击异族侵犯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的女性，她们或刺血为盟、戎装从军，或冒飞箭流矢、固守城池，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女性非凡的胆识和勇于献身的精神。
二、唐代妇女参政之风形成的原因
为什么在唐代妇女参政人数如此之多，参政意识如此之强，参政范围如此之广，以至形成了一种妇女参政的风气，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唐王朝国力的强盛和开放的色彩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异常繁荣。正是这种繁荣，使得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其统治充满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在他们的内外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开明的态度，相应的对长期以来处于卑弱地位的妇女的态度，也能够一反以往封建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和尊重。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上行下效，整个唐朝社会对女性的态度都有所改观，女性的地位得以提升。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妇女较易参政。另外，唐初以来，随着科举制的逐渐盛行，许多庶族地主以及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得以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从而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大族垄断朝政的局面，这批人多来自于社会的中下层，对民间疾苦有较多的体会和了解，参政以后思想比较开放，并注意使“下情上达”，从而使朝廷在内政外交方面呈现出一种“开放”色彩。正是在这种开放环境的影响下，唐代妇女的思想和行为才较之其他朝代开放而大胆，她们力争获取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并广泛融入社会，积极地参预政治，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提高自身所处的地位。
（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李唐王朝本身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在文化习俗上传承了北朝传统，“胡化”程度很深。北方少数民族男尊女卑的观念比较淡漠，甚至女尊男卑，女性比较自由放纵。这种豪迈、开放的风气以及女性地位高的风俗极大地影响了唐王朝。受其影响，唐朝妇女可以着胡服、穿男装，甚至有些装束袒胸露背，有些女子常骑马外出。另外，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不重贞节，所以在唐代婚姻关系中，贞节观念也较为淡薄，妇女可以离婚、再婚，民间青年女子有择偶的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这些都反映了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并为其参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三）儒学地位的衰微和三教鼎立局面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依旧保持其华夏文化正统代表的身份，但“儒家经学丧失了独尊的地位”。唐初的统治者遵奉道教创始人李耳为其始祖，道教地位得以显著提高。再加之佛教的逐渐盛行，传统儒学观念已无法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那样根深蒂固。儒学地位的衰微，自然使它对妇女的束缚相对减小。同时唐代逐渐形成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与儒家礼教禁锢人性相反，道教在追求服食、引导、修炼等“养生之道”的同时，还主张个性自由和发展。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女性也自然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和影响，勇敢地摆脱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佛教历来宣扬“众生平等”，虽说它指的是宗教信仰上的“男女平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蕴含着对人世间封建等级制度和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一种否定，成为唐代尤其是唐前期女性向封建“男尊女卑”观念抗争的思想武器。以上这些也都有利于唐代妇女参预政治。
（四）唐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有利于妇女参政
唐初时，政府就曾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女子实行册封，这样的政策不仅可以使少数民族妇女直接参政，而且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女性参政的积极性。武则天当政时期采取的尊重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更多，如首开中国历史上皇后率内外命妇参与男性主持的封禅礼的先例，在丧服制度方面改革古礼中儿子仅为母服丧一年的规定，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并成为后世的定制。另外，她还召集文学之士亢万顷、刘思茂、范霞冰等人编纂《列女传》，大力宣扬女性。以上系列措施为妇女参政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五）唐代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
首先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对妇女束缚较少，使其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另外唐代女子有多种受教育的途径，文人儒者之家，可由父母兄长亲自执教，更多的家庭则请老师教授女儿，学生中除主家之女外，同族女子往往也可附读。后宫女子受教育的条件更是得天独厚，她们除学习妇礼、四德等礼教之外，还有宫廷博士教习数算众艺。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了唐代妇女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如出身于贵族官吏家庭的长孙皇后，好读书，著《女则》十卷；女皇武则天也是位颇具文采的女子，著有《垂拱集》百卷，《金论集》六卷，还有诗作传世，《全唐诗》收其诗46首；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是初唐著名诗人，其诗人称“上官体”，婉儿诗继承和发扬了其祖父诗的特点，士大夫竞相效仿。唐代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其参政准备了良好的自身条件。
（六）武则天个人的影响
则天女皇可以说是整部中国古代女性历史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她以超人的胆识与智慧冲破封建宗法制度的枷锁，参预朝政半个世纪之久。她的出现将封建时期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使唐代妇女参政达到了绝无仅有的广度。她本身也成为众多女子效法的楷模，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都希望步其后尘，中宗韦后也欲行“则天故事”。这些社会上流妇女的行为也极大地带动了其他各阶层的妇女，以致鲁迅先生曾感叹：“武则天当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
唐代妇女参政之风虽然盛行，我们却不能不看到唐王朝虽然风气开化，但它毕竟处于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束缚还是比较严格，唐代参政女性虽然遍及各个阶层，但却只是每一阶层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这种盛行，仅仅只是相对于其他封建王朝而言的，它仍然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这一时期确实创造了中国古代女性参政的辉煌，在倡导男女平等、妇女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对其研究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作者：陕西旅游出版社，邮编710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