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侗族人持有一种把动植物或天然物视为祖先的“母体原型”直观思维形式。侗族歌谣中“先造山林、再造人群”歌词典型反映了侗族人把自然视为主体，人为客体的生态伦理观念。在农业生产中，侗族人世世代代传承着“稻—鱼—鸭”生产模式，有效地利用自然环境，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生态环境。侗族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理念虽然难以被现代人理解和复制，但是，对于今天这个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地球而言则显得弥足珍贵。
关键词：侗族；生态；生产模式；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034-02
以今天主流的标准来看，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侗族无疑不够“文明和发达”，他们远离工业文明，生活在依山傍水半山腰，坚持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默守古老的万物有灵论。这些看似“落伍”观念及生存和生活方式却为侗族人赢得青山绿水，生态和美，也让我们在当今这个生态恶化的世界看到了一线希望。
一、先造山林、再造人群——以自然为本体的生态意识
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的山区，人口约250万。其中贵州省内占140万左右。现今的侗族原是岭南古百越民族中的一支后裔，最早是生活于江河中下游的宽谷河网地带。后来又逐渐迁移至一些丘陵地带。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侗族的生活居住地，大多是风景秀美之地，青山环抱，绿水绕庄，多为依山傍水而居。尽管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低于其他地方，但是当地民众与大自然关系和谐关系远高于其他地方，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侗族人颇为环保的生产与生活习俗和生态伦理观念。
侗族先民很早就具有一种“母体原型”的原始直观思维模式，其特征是尊崇某些动植物或天然物，并把它作为自己氏族、部落的祖先（或图腾）[1]49。侗族先民认为，从起源上看，人来源于树木，即天地间先有树林，再有人群。侗族的《人类起源歌》充分反映了侗族人这种观念：起初天地混沌，世上还没有人，遍野是树兜。树兜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子，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额荣，是指一种浮游生物，而七节是一种节肢动物。“松恩”是指男人，女人则被称为“松桑”。另有一些古歌反映了侗族人那种“先造山林，再造人群”的观念，例如《起源歌》中记述：姜良和姜妹，开亲成夫妻。生下盘古开天，生下马王开地。天上分四方，地下分八角。天上造明月，地下开江河。先造山林，再造人群。先造田地，再造男女。草木共山生，万物从地起。由此不难管窥侗族先民的观念：即认为人类的祖先是大自然之物的产生的，山林、河水、动物是人类的来源，是人类的本原和母体。侗族的另一首民歌《嘎登》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松恩和松桑，二人配成双，生下了十二孩子，各是一个模样。虎、熊、蛇、龙、雷，猫、狐、猪、鸭、鸡，只有姜良和姜妹，才会喊甫乃（父母亲）。
“先造山林，再造人群”的观念千百年来一直在历代的侗族人观念中延续，逐渐衍化为一个民族的生态理念和生态智慧，并以一种独特的理解形式（或风俗化、风物化、或艺术化）内化、渗透到社会的肌肤、血脉和文化的深层中去[1]51。在今天许多侗乡的村寨里，普遍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大树，侗族的村民往往把这些参天大树视做“风水树”，认为它们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神树，并亲切地称之为“树爷爷”。村寨前的河流被称之为“萨娜”（即河奶奶）。侗族村民认为树爷爷，萨娜有神灵，每到大年除夕，“小伙伴们常常和大人们一同到西边、河边或大树旁去、听从大人们的吩咐，从头上捻下一绺发丝，或从衣领上扯下一绺棉线，虔诚地夹在古树或石缝里，以祈求自己的灵魂、生命得到‘树爷爷’、‘萨娜’的庇护和保佑”[1]52这种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观念和“母体原型”思维模式及其理念早已溶进了侗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侗族人生态文化重要部分。
侗族先民还坚信人是大自然的产物，认为人的生命是诞生于大自然，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大自然是主，人是大自然的客。大自然与人一样，也具有生命意识和生命形式，“同时笃信大自然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形式就是充盈天地间的‘神性’……像生命摇篮一样，滋养大地万物，哺育人类，荫护人类社会的一切。因此，侗族极为虔诚地崇拜‘神灵’，并把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形式。譬如溪河里的鱼、山林里的飞禽走兽，以及花草、树木、石头等等，都看成是‘神灵’的化身。这种‘神灵’观念和‘神灵’思维模式，经千百年的濡染和潜移默化，在侗族社会每位成员的生命意识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70正是有了这种观念，侗族人认为天地（自然）是化育万物的“母体”，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皆由大自然的“母体”直接生育而来。而人、鸟、兽、虫、鱼等是由这个“母体”滋养再生的。有趣的是，侗族先民把有大自然这个母体直接生育而成的视做天地间的“主体”，而靠母体滋养而生的则是主体的“客”。因此，天地间的山林树木皆是主，而人是客。侗族人以轻快的口头文学形式把这种观念表达出来：“天地原先是一片混沌的，有了‘气’后，‘气’才像生命摇篮一样哺育了人类和繁衍了万物；也就是从那时起，人类有了生儿育女的‘根’，侗寨里的男男女女才进进出出像蜂儿筑巢一样热闹非凡。”[1]73
二、“稻—鱼—鸭”的生态经济系统
依山傍水而居的侗族人有自己的独特生存方式。从居住的地理位置看，侗族多定居于半山腰地带，为了生存，侗族的先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将半山区的自然环境改造适合于水稻种植的环境。通过开挖水渠，改变河道把河水引入田地，为了保持水土，侗族的先民们挖掘水塘，用筑坝的方式构建浅水沼泽地。“这些人工建构的高山水域环境，一方面提高了山区生态系统多样化的水平，使本来仅分布于江河中下游的生物群落现在可以移植到较高海拔地带，使得山区有限的沼泽生态系统能够与高山森林生态系统毗邻存在；另一方面，这样建构的人工沼泽生态系统使得许多喜欢湿地环境的物种能够向较高海拔地区转移，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山区生物物种的多样化，使得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可以密集地着生众多的生物物种。”[2]63在此基础上，侗族人很早就构建了独特的生态农业系统——“稻—鱼—鸭”共生系统。
“稻—鱼—鸭”共生系统简单地说，水塘蓄水，必要时用以灌溉，同时水塘里养着各种鱼类，也放羊鸭、鹅等家禽。有时因为水塘与稻田紧挨着，于是稻田里也养鱼。小鱼可以自由地出入水塘与稻田之间，成鱼进入稻田则受控制，例如，春耕插秧之时，由于秧苗太小，成鱼就被拦在水塘中，以防成鱼破坏秧苗，到秧苗长成禾苗，成鱼也可以自由出入稻田。当水稻收割完毕之后，有经验的农民则会将大小鱼儿引入稻田中，因为其中食草的草鱼能够饱食稻田中的水草，同时也清除了稻田里多余的杂草，对下季度的种植打下了基础。另外，这种“稻—鱼—鸭”的共生系统，还充当了一个人工的湿地生态系统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利用水塘蓄水是侗族人主要水利模式，他们很少修筑大水坝拦水，而是充分利用水塘、稻田、泽、堰和天然的湖泊来缓解雨季引发的暴涨暴落的水位[2]74。
“稻—鱼—鸭”的模式充分展现了侗族人的生态观念和生存理念，是侗族人基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对大自然环境进行合理利用典型形式。“从‘稻—鱼—鸭’的共生系统的产业项目看，农、牧、渔在这儿密不可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复合产业。从生产节律看，稻、鱼、鸭在这儿既相克又相生。通过操作节律的调整，使期间的‘克’降到了最低限度，其间的‘生’放大到人们最满意的程度。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看，整个生产系统构成了一个多渠道、自相循环的网络，除了为人类提供食品和其他生活原料外，人对耕作区从不过分榨取，整个生产环节不会出现任何形态的废物，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在整个循环回路汇总消除于未然。”[3]由此可见，“稻—鱼—鸭”的生态经济模式是侗族人巧妙地利用自然的生存艺术，它把原本三者难以相容的生物即稻、鱼、鸭融合到一个泽生生态系统中，有效地使得三种生物相互协作，产生出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它同时也传达了侗族人一个古老的观念：人的衣食住行无不依赖于大自然，因此，只有充分合理地利用好各种环境资源，合理地消费，人类才能不愧对大自然这个主人，大自然（主）与人类（客）之间才能和谐共处。
三、侗族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意义
侗族人利用江河中下游的宽谷河网地带，实行“稻—鱼—鸭”的农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饭稻羹鱼”的传统生活模式。从历史上来看，这种模式并非侗族人所独有，在历史上，中国南方地区不少地方也曾依靠于这种传统的生计模式。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到来，在这些地区，这种传统的生计模式连同其他传统的生存模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被扫荡殆尽。
当然，本文讨论侗族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价值并非主张我们都像侗族人那样生活，也不是主张所有现有的农业耕种全部折回至过去的方式，如同侗族人那样去耕种。现代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使得人们几乎快遗忘了还有其他不需要利用现代技术就有收获的农作方式，它完全是依赖天然的自然条件，合理地利用生态环境进行。例如，在侗族人的“稻—鱼—鸭”的模式中，当水稻发生病虫害时，他们对农药的使用非常谨慎和控制。而是用一种原始的方式去控制，例如，将这些害虫捕捉起来，并挑选一部分作为一道美味加以食用。“特别是青年男友行歌坐月时，作为游戏性的夜宵去加以分享。”[2]72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稻的病虫害。“他们的这一利用方式客观上起到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实效。当然，那些人不能吃的，或者不好吃的害虫，则留给鸭子或田鱼作为饵料。尽管在侗族稻田中也会有害虫，但从来不至于成灾。因为除了人的控制外，天敌也在发挥着控制的效用。这样一来，不仅人能利用的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持，连人不可利用的害虫天敌，不管是鸟是兽，还是虫也可以得到物种多样化的并行延续。”[2]72侗族人的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其他地方很难得以复制。在绝大多数地区，由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对粮食的需求压力，以及现代技术提高产量的诱惑，使得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业发展不得不广泛地使用化学肥料和毒药。其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
侗族人由于坚守着传统的耕作方式，物质上不如采用现代科技的耕作方式那样丰裕。但是，由于他们延续的是传统的消费方式，相当落后的生产力足以满足他们简朴的生活，因此，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相互协调的。换言之，他们不会出现那种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相比之下，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物质上的丰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物质上需求，同时也刺激着人们产生更多的需要，对现代技术也更加信任，也衍生了各种现代病症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
侗族人在协调人的需求方面堪称楷模，他们非常注重精神生活和审美体验。他们不仅在各种节日里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进行自娱自乐，而且在茶后饭余，甚至是在劳动着也不让自己的精神上枯燥寂寞。例如，唱歌就给侗族人精神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他们不仅热爱劳动，也懂得生活。唱歌是侗族人普遍爱好，爱好唱歌也几乎成了侗族的标志，他们不仅爱唱，而且也善于唱，这种素质代代相传，正所谓“侗家爱唱歌，歌漫千山万条河。琵琶弹断穷苦树，木叶吹绿万重坡。”[4]唱歌成了侗族重要的审美体验和文化生活，无论是上山砍柴，还是下地干活，也无论是节日活动还是平常生活都离不开唱歌，“凡是要说话的地方，都可以用歌来代替。真可谓无处不歌，无人不唱。即便在饥肠咕噜的情况下，他们也忘不了唱歌，侗胞们唱道：‘唱得欢，有吃无吃歌不断。我们留恋年青的时代，我们羡慕你们的青春，年老了也要唱歌哟，一直唱到尸骨变成灰烬。不种田无法把命养活，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哟，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侗族人民把劳动、吃饭、唱歌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养命’的物质生产劳动看做美的行为。同时也把‘养心’的唱歌、学歌作为必不可少的审美活动。这是一个民族审美意识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的标志。”[1]10
倘若以侗族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为镜反观现代人①的生活，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现代人缺失的正是侗族人这种乐生的态度及其简朴生存方式。现代人似乎执迷于这样一些观念：物质上的丰富是精神上富有的基础。侗族人的生活实践再次证明这种观念的错误。也许，侗族人那种乐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很容易被现代价值观贴上“容易满足，不思进取”标签，但是相形之下，现代人虽竭力追求更富有、更高层次的满足，却似乎永远满足不了，同时这种追求也使得自然环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侗族人这种看似“落后”的方式不仅使自己乐在其中，而且使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生存理念，生态伦理观念在今天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罕见了，正是如此，这些观念才值得大家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朱慧珍，等.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罗康智，罗康隆.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例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3]罗康隆.侗族传统生计方式与生态安全的文化阐释[J].思想战线，2009，（2）.
[4]杨通山，等.侗族民歌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