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
关键词：儒家陆贾 《新语》 《谷梁传》 《公羊传》
一
本文论述在儒家体系内，《新语》如何征引《谷梁传》、《公羊传》（下简称为《谷梁》、《公羊》或合称“两传”）的文、义，进行富于时代意义的阐释。西汉初年，《谷梁》、《公羊》尚未成为儒家经典，可能尚处于口耳相传阶段，因此，本文称它们为“儒家古学”。另外，由于《新语》征述《谷梁》的材料比《公羊》的多，因此，题目把《谷梁》放在《公羊》之前。
儒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既有宗师孔子，又有学派经典，且有以此建构的学派理论。一般来说，记载孔子言行的一手材料是《论语》，最能反映孔子政治思想的是《春秋》。 当然，孔子曾以《诗》《书》为教材。这样，他的思想也就存在于这些古学中。弟子及后儒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需研究这些经典。研究中提出不同的看法，加上时代背景、思潮等因素影响，就分为不同流派。《韩非子‧显学》篇说：“儒分为八”，就说明战国时期儒家内部是分歧发展的。后儒从文本考证、义理考证、哲学阐释等方面来对待古学或以前的儒义，对学派经典抱着或接受，或怀疑，或修正，或鉴别文本真伪的态度，以求能知道孔子之真意。这样，就出现了注、传、章句等解释经典的新体裁。 然而，孔子已去，他的真意何由得寻？后儒可能受到时代思潮、个人信仰、生命气质、经典文本的文字差异等因素影响，对孔学、古学产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解的现象。
既然儒家认为《春秋》是孔子所著。孔子笔削《春秋》其实是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提出自己的主张。为了了解他的主张，不少儒者阐释《春秋》，《公羊》和《谷梁》是其中的表表者。 然而，关于两传的成书年代，文献记载中没有确切的证据。众所周知，记载先秦历史的古代典籍不少至汉初才写定。 学者一般认为，两传也是在汉景帝或稍后时才写定的。但这一看法未必符合史实。《新语‧道基》篇中有“《谷梁传》曰”一语， 说明陆贾曾寓目《谷梁》一书。戴彦升根据《新语》两引《谷梁》，又《辨惑》篇说夹谷之会事与《谷梁‧定公十年》基本相同，《至德》篇说齐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事说本《谷梁‧闵公二年》，《怀虑》篇说鲁庄公不能存立子纠本《谷梁‧庄公九年》，判定陆贾是《谷梁》先师。 可见《谷梁》已在陆贾著《新语》前写定，也许最晚在刘邦统治汉朝时已著于竹帛。既然《公羊》的成书可能比《谷梁》早，那么，《公羊》应比《谷梁》更早著于竹帛。
《谷梁》、《公羊》两传的思想中心，旨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春秋》大义在于重建礼乐制度，两传的目的也在于针对礼崩乐坏现象而提出重建礼乐制度。 《新语》是汉初陆贾写给刘邦，提出以仁义治国的书。 陆贾鉴于秦朝速亡，而刘邦一统天下后仍然轻视儒家，故建议刘邦以仁义治国，希望这样使汉朝能避免重蹈秦亡覆辙而长治久安。 因此，《新语》很有现实性和针对性，专门针对刘邦的治国政策和他对儒家的态度。陆贾在引用史事或阐释史事时，常常引用《谷梁》和《公羊》的文、义，大部分看法与两传相同，小部分与两传有所出入。缘此，本文以汉初陆贾《新语》征引两传文义进而构建相关政治理论的方式为例，对秦汉以降历代儒家阐释先秦儒家古学的基本理路予以探讨。
二
《春秋》是本史论著作，它包括史实记载与孔子的评论两部分。根据传统的说法，它属于记事体。 《谷梁》、《公羊》两传在解《春秋》时，主要使用训诂、以事释经、叙事等方式。陆贾在《新语》阐释思想而引用两传时，也时而运用这些方法。他在阐释义理时，一般先提出自己的看法，再融入两传的评论。这样，他把两传的评论融入自己的看法中，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圣而外王──最后达于天人合一，具体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新语》人物评论与两传相同，并提出仁义治国观（内圣主张之一）
《新语‧道基》篇说：“伯姬以义建至贞……美女以贞显其行。” 陆贾称赞宋伯姬是贞妇。宋伯姬是鲁成公的姊妹，成公九年（前582）二月嫁给宋共公。6年后，共公死，她寡居34年，最后被烧死时约60岁。有关伯姬被烧死之事，三传都有记载。《左传》记载最简略，只记：“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又记君子评宋共姬之言：“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 批评她不明白妇义，只守闺女之道，拘泥礼法。而《谷梁》、《公羊》两传的看法与《新语》基本相同，却与《左传》有异。两传都说伯姬面临火灾，因傅、母不在，宁愿烧死也不离开寝室。《谷梁》更称赞她“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春秋》）详其事，贤伯姬也。” 《道基》篇继承此见，更称赞伯姬是至贞之妇。当然，陆贾称赞伯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出儒家以仁治国观、彰显儒家的德义。这是他内圣主张的第一步。他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美女以贞显其行，烈士以义彰其名。” 君主须以仁义治国，以仁治则国治，以刑治则国亡；又指出不同身分地位、不同角色、不同关系的人应具有相应的德义、修养。概言之，陆贾重提儒家的伦理价值，希望刘邦能了解、接受儒家伦理价值，相信儒家伦理观对治天下有莫大的作用。伯姬既是妇女的典范，又是义、贞两个德目的代表。《谷梁》、《公羊》两传及陆贾对伯姬的称赞，也为后世学者所认同。
（二）《新语》人物评论与两传相同，并提出治天下必先修身（内圣主张之二）
《新语‧怀虑》篇说：“鲁庄公据中土之地，承圣人之后，不修周公之业，继先人之体，尚权杖威，有万人之力，怀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纠，国侵地夺，以洙、泗为境。” 陆贾在本篇把楚灵王和鲁庄公放在一起，先批评楚灵王“不先仁义而尚道德……作乾溪之台……然身死于弃疾之手”，接着批评鲁庄公，主要批评他没有让齐公子纠留在鲁国，并立为齐君，最后，小白当上国君（齐桓公），鲁国反而被齐国攻打。这个看法与两传相同，两传都认为鲁国“不能纳”齐公子纠，后来导致乾时之败，是鲁庄公优柔寡断、不能及时立公子纠为齐君之故。 易言之，鲁庄公若能帮助齐公子纠成为齐君，齐军就不会攻打鲁国。这可看出鲁庄公做事不灵敏果断，以致错失良机，最后还招灾揽祸。陆贾藉批评鲁庄公和楚灵王，目的在于说明“怀异虑者不可以立计，持两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调内，平远者必正近。纲维天下，劳神八极者，则忧不存于家。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流于外。” 这种看法和儒家强调修齐、治、平必先修身的观念相同。
天子治、平必先修身，还包括应遵从礼制、生活简朴、不与民争利。《新语‧至德》篇就批评鲁庄公在施政方面犯了不少错误：“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规虞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刻桷丹楹，眩曜靡丽，收民十二之税，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缮不用之好，以快妇人之目，财尽于骄淫，力疲于不急，上困于用，下饥于食。” 鲁庄公所犯的错误包括：1.命令百姓一年三季参与兴建工程——劳役民力；2.把山林草泽之利归入政府，与百姓争田渔薪菜之利——与民争利；3.刻桷丹楹，眩曜靡丽──生活奢华；4.收民十二之税——破坏税制，目的是“供邪曲之欲，缮不用之好，以快妇人之目”。关于“丹桓宫楹”一事，《谷梁》、《公羊》批评鲁庄公的行为违反礼制，《谷梁》更解释了违礼的原因：根据礼制，天子、诸侯“黝垩”，即他们的祖庙“白壁而黑柱”。 而鲁庄公为桓公庙的柱子涂上红色，就违反礼制。关于鲁庄公命令百姓一年三季参与兴建工程之事，《谷梁》批评鲁庄公此举使百姓无法正常耕作。《谷梁》还把齐桓公和鲁庄公比较，认为桓公为善如彼，庄公为恶如此，他不符合一位国君应有的德行标准。 《公羊》主要是讥讽鲁庄公在农业失收时还在微地兴建工程，一点也不体恤民力。 看来，两传对鲁庄公的批评基本上是相同的。
陆贾批评鲁庄公，其看法与两传相同，同时阐明治国之道：“夫欲富国强威，辟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欲建功兴誉，垂名烈，流荣华者，必取之于身。故据万乘之国，持百姓之命，苞山泽之饶，主士众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显于世者，乃统理之非也。” 强调君主外在事功与本人修身进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修身进德是本，外在事功是末。只有修身进德，才能扬名立万，建功兴誉。另外，陆贾特别强调“得民”的重要性：君主只有得民心，才能“富国强威，辟地服远”，开疆辟地，强大国威，使边疆民族心悦诚服。而要得民心，必须“苞山泽之饶”，即不与民争利，而应与民共享，这样，民生问题解决了，百姓才会拥护。这一看法，与《孟子‧梁惠王上》中“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看法相同。
（三）《新语》人物评论与两传相同，并提出天子分辨贤愚忠奸、任用贤能（外王主张之一）
《新语‧辅政》篇云：“郑儋亡齐而归鲁。” 郑儋亡齐归鲁一事的始末是这样的：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称霸，鲁、郑、宋、卫四国都屈服，但是郑、宋两国之仇尚未尽释。秋天，郑国入侵宋国。次年，齐、宋、卫三国攻打郑国。冬天，郑降服于齐。公元前677年（鲁庄公十七年），郑厉公不去朝见齐，齐国就拘捕了郑国执政大臣郑儋。郑儋从齐国逃到鲁国。所以，齐国拘捕郑儋，目的是要郑厉公就范，听从于齐桓公，以提高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威信。《谷梁》和《公羊》都认为郑儋是“微者”，即地位低下的人，并认为他是“佞”人，喜用花言巧语谄媚人。《谷梁》也赞成齐桓公拘捕郑儋的行动。 其实，郑儋不是“微者”，而是郑厉公之子，郑文公之弟。他从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679年）开始在郑国执政，一直到公元前637年，共43年。 他也不可能长期留在鲁国。陆贾的看法与两传相同。他批评鲁庄公信用郑儋，目的在于指出国君听信谗佞之计则国家会败亡的道理：“郑儋亡齐而归鲁，齐有九合之名，而鲁有乾时之耻。夫据千乘之国，而信谗佞之计，未有不亡者也。” 诸侯轻信佞人则国亡，意即希望天子不可轻信佞臣，要明察秋亳，分辨贤愚忠奸，这样才不会因重用佞人而使政权败亡。陆贾这一看法在其他篇章，如《新语‧辨惑》篇，屡屡提及，致其拳拳挚意，希望刘邦明白君明臣贤则政治清平的道理。
又《新语‧资质》篇说：“昔宫之奇为虞公画计，欲辞晋献公璧马之赂，而不假之夏阳之道，岂非金石之计哉！” 晋献公向虞公借路攻打虢国，赠送名马宝璧，最后侵灭虞国之事，《春秋》三传所记的内容基本相同。《谷梁》和《公羊》都解释了《春秋》中“虞师、晋师灭夏阳”一语把虞置于晋之前的原因。《公羊》认为虞国为恶于前：“使虞首恶也”，而且它接受晋国的贿赂，借路给晋，是自取灭亡之举。 《谷梁》则认为虞国是灭夏阳的主谋。《谷梁》记晋国荀息向晋献公献谋，内容有两要点：一是虞国若接受晋国之币，必定会借路，因这是“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之道；二是详论虞公身边的贤臣宫之奇为人，“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愞，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愞则不能强谏。”也评虞公是中下之人。 两传的目的在于批评虞公为了取晋国赠送的小利，轻信晋国，最后虞国反而被晋国灭亡，“唇亡齿寒”。两传对这件史事的说法相同。陆贾同意两传之说，并引宫之奇为例，主要想说明这样的道理：“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贤圣或隐于田里，而不预国家之事者，乃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则闭塞之讥归于君；闭塞之讥归于君，则忠贤之士弃于野；忠贤之士弃于野，则佞臣之党存于朝；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 阐明君主要有知人之明，才能举贤进能，圣君贤臣，共襄大业；否则，君黯臣佞，朝政败坏，则政权很快灭亡。陆贾这一看法比上引《辅政》篇的意思更进一步。《辅政》篇只从正面强调君主切勿轻信佞臣，要明察秋亳，分辨贤愚忠奸，重用贤臣，而本篇进一步从正反两面指出，政治要清明，必须有赖君、臣两方面，君贤臣智则治，君贤臣佞则政不明，君黯臣智则乱亡，君黯臣佞则亡。这样，陆贾把君、臣放在相对相辅面来阐述，把政治能否清明的责任交给君、臣两方，而不只君主一边了。
（四）《新语》的看法与两传有同异，提出大一统观念（外王主张之二）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主张先内圣而后外王。陆贾生长于秦汉之时，目睹秦亡汉兴之大变局。刘邦虽然建立汉朝，取代秦朝，但汉初仍有不少异姓诸侯，他们足以与汉廷分庭抗礼。如何建立一个强而有力、长治久安的中央政府，以统治天下，是汉初的重要问题，也是包括陆贾在内的儒家需要思考的严肃政治议题。陆贾提出“同一治而明一统”，即就此而发。《新语‧怀虑》篇说：“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 陆贾说这句话的文本背景是：“管仲相桓公，诎节事君，专心一意，身无境外之交，心无欹斜之虑，正其国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失道者诛，秉义者显，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 其重点是说明臣子为君国服务，若能一心一意，正国尊君，君主就能一统天下。这样说，陆贾认为，要统治天下（平天下），除了天子要尽其责（修身、选贤等），臣子的合作、贡献也相当重要。只有君臣合作无间，同心同德，才能有机会一统天下，治理好天下。
《新语》注家解释本句时，侧重在“大一统”观念上。王利器《新语校注》就引《公羊传》和《汉书‧董仲舒传》有关大一统的言论， 认为天子受命改制，向天下布政施教，在文化、思想方面能一统天下。有关“大一统”观念， 《公羊‧隐公元年》提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徐彦疏：“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所谓王者，最重要的是“始受命改制”：一是接受天命，取代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二是“改制”，改革旧制，建立新制。另外，正月是一个极重要的月份。它是一年的开始，代表一切更新、代天行政。大一统观念与正月（“时”、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公羊》侧重“受命”、“改制”、“正月”，目的是要尊王，并希望新王选择三统中的一统作为治统。董仲舒强调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汉书‧董仲舒传》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这样，天子要掌握了政治、思想文化的主导权，思想正确，才能绾政教于一身。《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这一看法侧重在教化成果而言。可见，“大一统”一词强调建立新政权，改革制度，统一天下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谷梁》提出“《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的观念，而没有提出“大一统”观念。 由此可见，陆贾在阐述大一统观念时没有继承《谷梁》的看法，反而继承了《公羊》。看来，陆贾根据实际的政治需要，择说而从。陆贾提出大一统，当然希望刘邦建立的中央政府，能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一统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受命”王朝。
（五）《新语》的看法和两传不同，提出天人感应说
中国传统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合一看成思想的核心部份。陆贾提出君主要重视道德修养、选贤与能，不为奸佞所迷误，才能君贤臣明，治国平天下。他在《新语‧明诫》篇进一步指出，君主要重视天人关系。本篇说：“鹢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 这句话当源自《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谷梁》、《公羊》都从人事方面来解释。《谷梁》云：“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 又说：“是月者，决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鶂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 《谷梁》没有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阐释这句话，而是从记载言辞加以分析，说“陨石于宋五”是史官耳闻陨石坠下分散于宋国境内而记下的，“六鶂退飞过宋都”是史官亲眼看见6只鶂鸟飞过宋都后而记载下来的。《谷梁》又引用“子曰”来说明君子对石头、鶂鸟尚且如此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则对人有仁爱之心，就不言自喻了。正因君主能仁民爱物，惠及万物，则君主必能推仁政于天下，最终统一天下。因此，《谷梁》从人事来阐释《春秋》这条记载。《公羊》也从人事而非天人感应观念来阐释的：“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五石六鹢，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公羊》认为《春秋》记“五石六鹢”是记载异常的现象，其目的是“为王者之后记异也”，既为曾是天下共主商汤的后人书录此事，又对以后君主起着儆戒之用。可见，两传都从人事角度来阐述《春秋》这条材料。相反，陆贾不仅没有继承这一看法，反而从天人感应来阐述。他说：
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贤君智则知随变而改，缘类而试思之，于□□□变。圣人之理，恩及昆虫，泽及草木，乘天气而生，随寒暑而动者，莫不延颈而望治，倾耳而听化。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鹢之退飞，治五石之所陨，所以不失纤微。
这段话的重点是：世衰道失与君主施政失误有密切关系。君主施政失误不仅导致政治败坏，更导致天、气变坏，天、气而反过来影响民生，可能使民不聊生。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汉初灾异说的滥觞。君主施政好坏是天人感应说的核心。陆贾强调天人感应，他在《道基》篇也说过：“跂行喘息，蜎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者也。” 唐晏说：“明人事之出于天道”， 就《道基》篇上下文而言是对的，陆贾认为人事出于天道；而就陆贾的整体思想言，君主才是天人说的中心。此不可不辨。
陆贾开汉初天人感应说之先导，其后汉儒以阴阳、感应、比附说来解释《春秋》陨石五、鹢退飞，如贾逵、许慎、何休都以此解释，批评宋襄公。如何休说鶂是鸟中的耿耿者，像宋襄公的品行；襄公要称霸，在五年被抓，六年失败，正合乎五石六鹢之数，“天之与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 陆贾重视天人感应，目的是要刘邦重视修身、治平，否则上天会予惩罚。这样，刘邦也勤政爱民。
三
陆贾《新语》采用《谷梁》、《公羊》两传的一些说法，说明陆贾特别重视、尊重两传，认为两传能正确阐释孔子的思想，可以和七十子齐肩并驾。这意味着陆贾认为两传是孔学的嫡传。既然是嫡传，那么，它们称得上是孔学的正统传人。“正统”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甚至同一学派内的不同支派对正统有不同的看法。 由于学派内的正统观见仁见智，因此，学派、支派之间常为正统而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为争正统而流血。 因此，正统论不仅涉及思想观念，更涉及谁是孔学嫡传的问题，也即谁在儒家内部具有最大权威和发语权。陆贾引用《谷梁》、《公羊》两传，暗地推为正统，这样，他肯定了两传在儒家体系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为自己在儒家史上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自我评价。
陆贾引用、赞同两传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无疑是说，他直承《春秋》褒贬义法，直承圣学。因为两传是阐释《春秋》义法，是孔学的阐释者，那么，陆贾是《春秋》的再阐释者。这样，他在阐释孔学起着“继往”和“开来”的重要贡献，他在儒家史上的地位自然很重要。从另一方面看，两传在汉初即被陆贾推崇，说明它们在汉初已经定形，且在齐鲁两地师徒相传。 两传的思想内容得到儒家一些流派的认同、肯定、推崇。他们是阐释圣人的政治思想的权威。陆贾引用两传，间接以《春秋》之意作为评论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标准。这样，它应为汉代“以《春秋》决狱”开启了先河。
另外，陆贾继承两传的看法，但是他没有以注、解的方式来阐述，而是以子书的方式来阐释。秦汉时期，儒家学者为了阐释先秦文献，创立了解释经典的新体裁，如传体、章句体等，并且透过这些注解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学者根据著作的思想成份的多寡、开创性等，把它们分为非哲学性的注解、哲学性的诠释、诠释性的哲学著作3种。 陆贾撰写《新语》，是应用诠释性哲学著作（子书）来阐释自己的思想。这也许是他生活于秦汉之际，其著作方式仍然受到先秦诸子的影响。这样，他一面可以自由阐释思想，一面可以把先贤往哲的思想、评论等融在书中，使书本的思想更丰富、更有意义。
陆贾为刘邦提供治国理论，这意味着：作为政治理论的儒家如何能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理论与现实有多少的差距？理论如何才能落实到政治？这是陆贾面对的问题，也是儒家面对的问题，更是历代儒家所面对的问题。时代变，问题随之而异，儒家虽然有一套本末兼有的理论，但是，它是百家中的一派。儒家以前的理论和智慧能否有效解决当前问题，经得考验，这是儒家面对的共同问题。陆贾身处汉初，儒家面临不少问题。 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有较高的学理涵养。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有效面对当前的政治、学术问题和儒家受到的挑战，吸收同派古学之长，均在考验着他。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发现后儒阐释古学现象的一些规律：一是后儒继承、发扬、改造先贤的学说，或为配合自己的学说，或为适合时代的要求，或为响应时代的问题与挑战，或为提高儒家的地位。二是后儒在阐释古学时，有意无意地提高自己及古学在儒家传统中的正统地位，而这样，古学的原来面貌可能部份被改造了。三是这些古学也为后儒的政治、人生、社会等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最后，不同时代的儒家面对不同的问题，怎样解决当下政治问题，进而使儒家成为王朝的指导思想或者保持其指导思想地位，是儒家始终需要严肃面对的。
[作者杨兆贵（1971年—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中国澳门]
[收稿日期：2010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