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的发展是依照所谓“梯度理论”预见的那样,沿着已开发区域的边缘向未开发区域渗透呢?还是依照“极点理论”预见的那样,从大片未开发区域的内部,或自然集聚或空降“飞地”形成发展的核心点并且向周围区域衍射呢?经济学家说：这问题的解答取决于“成本－效益”分析。
----沿着已经比较发达地区的边缘开发那些不发达地区：域外新的生活方式对老旧的本地社会的影响可以极其有效地消除本土社会变革的心理和文化障碍。这是诱使资源所有者将资源带入未开发地区的最重要的“投资环境”之一种；其次,资源与物产在发达地区附近通常比在远离发达地区的地方享有更高的“流动性”。因为所谓“发达”,也就是交换的深度与广度的发达,也就是有能力支撑大规模交换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制度比较完善。换句话说,懂得并且习惯于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群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足够高,当这些人群从发达区域流向不发达区域时便把这类制度的知识带给了不发达地区的人群,从而有可能改变那里的落后状况。所有这些因素联合造就了资源的“流动性”——即每一单位“资源”在单位时间内从价值较低的使用状态转移到价值较高的另一使用状态时，所获得的价值增量与转移过程中所损失的价值量之比。资源流动性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之另一种；与支撑着资源流动性的制度和改变着人们观念的心理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同样属于最重要的投资环境因素的,是由制度与观念的改变所发生的投资机会的增长。假如资源所有者预期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高达300％,为什么他们不忙碌起来呢?
----从大片未开发区域的内部自然集聚而成的“极点”(polar)：这是发展的另一种模式,而且是更加古典的模式。物质与人群的差异性决定了交往的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从而决定了只要允许人们交换,只要交换的时期足够长久,差异性就总会发展成为各种各样的“专业户”甚至大规模的“乡镇企业”和纵向整合的“企业集团”。当机会逐渐减少时,资源就被人们从“极点”带向周围区域,正如资源沿着发达地区的边缘向不发达区域的扩散一样,这里的关键因素还是：（1）文化心理方面的、观念的变革；(2)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制度的变革；(3)投资机会的扩张。
----最后我想指出,发展的“极点”也可以靠了人为的努力来生成。几百年前,承载着“清教”信仰的“五月花”号把资本主义的萌芽带到了北美未开发地区,在那里生成了若干发展的“极点”,并且在若干次彻底失败之后终于开始向周围区域扩张。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冬季)大约比今天中国西部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因为严酷的冬季曾经消灭过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全部人口,他们至今“下落不明”。然而北美殖民地毕竟发达起来了。人的因素、人的精神气质、人的观念,这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和决定性的条件。有了创新精神,人们就可以设立新的制度,开发新的技术,转化出新的文化传统。
----如果古代希腊和北美的殖民英雄们仅仅满足于“好日子”,那么再辉煌的殖民地也难免“灰飞烟灭”的结局。因为人的个体生命毕竟是有限的,要保持人群的创新精神,社会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复制”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体,这一方式就是“制度”。如哈耶克所论,我们从我们所处的制度（传统）那里习得我们的理性。制度越是鼓励和保护创新,个体在创新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平缓。给定创新收益,更加平缓的风险意味着创新是更加理性的行为。创新者靠了鼓励创新的制度复制自身；另一方面,制度又通过习惯了运用既有制度的人群来复制制度自身。因为制度已经将“观念”灌输给了“人”,从而人可以把制度带到新的时空里,实现制度的复制。
----我的结论有些像我讲过的古代埃及人关于“比奴鸟”的神话:精神,它的外化是“观念”,从人的思考中诞生出一个新世界——在那里制度与人相互复制从而相互延续着生命。经济学家把这过程叫做“发展”,其实,它只不过是精神的展开罢了。没有这种精神,人们千百次呼唤“发展”也终究得不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