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5日（重庆解放第25天），由脱险志士罗广斌亲手书写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况的报告》[1]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报告》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共八条两页约3000余字，详细记录下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和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特别是经历革命的挫折和惨痛失败后，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警示。这也是他们对未来执政党的殷切希望和建议。
《狱中意见》是生命换来的经验和教训，每一个字都浸满了烈士的鲜血，它不但富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而且对新时期党员干部教育、党的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针对性。今天，认真阅读、总结、剖析，认真对照《狱中意见》，不乏为我党应对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的“锦囊妙计”。
一、《狱中意见》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二百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溃逃前的大屠杀中殉难，仅35人突围脱险，罗广斌就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在成都家中被捕，后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在这里，他碰到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张国维（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后为烈士）。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家庭特殊，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第七编练司令官，手握重兵驻守四川，同时与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有交情，因此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鉴于此，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组织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这一特殊而艰巨的任务，千方百计设法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狱中同志们对他也充分信任。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监狱，关在楼下平二室。在这里，他与同室的刘国鋕（罗的入党介绍人，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后为烈士）、王朴（重庆北区工委委员，后为烈士）、陈然（《挺进报》特支委员，后为烈士）等，利用各种机会交换意见，主要从内部查找问题，讨论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并互相叮咛，如果有人活着出去，一定要向党组织报告。
原本国民党溃逃前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分批屠杀计划，但随着共产党解放大军逼近，渣滓洞监狱刽子手只好将所有同志关押在楼下八间牢房实行集中屠杀，然后再挨个补枪，最后浇上汽油毁尸灭迹。此时，罗广斌成功策反了白公馆监狱看守杨钦典，带着还未被屠杀的17位同志，背着两个小孩，冒死突围，蛰伏乡间。直到三天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才找到当时设立的“脱险同志联络处”。他白天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晚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2月25日，罗广斌将这份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如今这份报告只剩下残件15页，2万余字。原报告共分七个部分，现完整保存下第一“案情发展”、第二“叛徒群像”、第三“狱中情形”、第七“狱中意见”等四个完整部分以及第四“脱险人物”中的大部分，第五、第六两部分缺失。其中“狱中意见”共八条，是《报告》核心部分，也是精华所在，记录了狱中共产党员向党的最后寄语。
第一条：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第二条：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第四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
第六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第七条：严格整党整风；
第八条：严惩叛徒、特务。
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使人得到深刻认识，受到深刻教育。《狱中意见》这八条，是狱中同志们在长期的、复杂的、危险的斗争中，在忠诚与背叛、坚守与腐化、生与死的监狱熔炉中炼就的真金，经历了时间的冲刷和历史的检验。
二、《狱中意见》对加强作风建设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2]从全党的高度指明作风建设，关乎党的形象和威信，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作风建设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以及学风等的综合体现。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的作风优良与否，和八千万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中的态度和言行紧密相连。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3]
《狱中意见》以大量惨痛的事实阐述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导致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直接造成133人被捕，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影响川康，波及宁、沪、杭等地，除少数人脱险外，绝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可以说，影响极坏，破坏极大，损失惨重。今天，虽然作风建设长期、艰巨而复杂，但却可以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去找寻方法，而《狱中意见》犹如一盏明灯，为我们点亮前进的道路。
（一）加强作风建设重在领导干部
《狱中意见》中第一、三、六条，提出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在领导班子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感受最根本、最深刻的教训。《狱中意见》对领导干部内心世界腐化和蜕变轨迹的揭露，客观总结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从生活腐化溃变为政治腐化。“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叛徒刘国定（时任重庆市委书记，1951年被枪决）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贪图享乐，在经济、生活上都极为不检点，因出卖同志“有功”升为国民党上校。像这种生活腐化的人，在政治信仰上又怎么会忠贞与坚定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党对腐败分子惩处始终处于高压态势，但不得不让我们警醒，不少落马官员的背后都存在经济、生活作风问题，甚至落马官员和情妇同堂受审已经屡见不鲜，这也成为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种现象。第二，从高高在上、表里不一到脱离群众。有些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常常以领导自居，高高在上，要求下级学的自己不学，要求下级做的自己不做，这类领导干部具有两面性，台上振振有词，台下自由主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叛徒冉益智（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51年被枪决）就是其中的典型。冉有一次坐船，船很挤，冉夫妇铺开行李后发现人很多，要求党员要有群众观念，要为群众服务，最好挤拢点让些地方出来，同志们做了，但他自己的行李没有动。当晚其他同志（都是下级）背靠着坐了一夜，冉夫妇却睡了一宿。冉平日里道貌岸然大讲革命气节，被捕前一天，还在北碚与胡有犹（学运特支书记、后为烈士）谈话中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这时陆续有人被捕）。然而，冉第二天被捕，出卖的第一个人就是胡有犹。领导干部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给党员群众树立良好典型，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当前脱离群众仍是最严重的作风问题。第三，从软弱无能、听任自流到不坚持原则、不作为。刘国定养情妇做生意需要用钱，依仗自己是领导，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被刘出卖，后为烈士）借钱遭拒后心存恨意，遂向王璞（川东临委书记、起义牺牲）诬陷何有经济问题。王调查后发现是刘的问题于是调刘去农村工作，但刘以各种借口拒绝下乡，王璞无可奈何，只好买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狱中意见》尖锐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假如，当时王璞坚持原则严肃处理刘国定，是否会减少破坏的影响呢？当然，现实是绝对不会有假如，然而，今天呢？是否是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特别是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二）加强作风建设难在党内教育
作风问题的实质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属于思想范畴。党内教育的难点在于对党员干部思想的统领，难在其坚定信仰和对党的忠诚。《狱中意见》第二、七条就详细解答了为什么绝大多数同志在酷刑下刑场上视死如归，而少数资历深、职务高的领导干部却无耻叛变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这些承担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长期以来脱离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脱离激烈斗争的锻炼，放弃学习和改造，滋长了消极思想。叛徒涂孝文（党的“七大”代表，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1949年10月被特务枪杀），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以致供出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等30多人，但他与刘国定、冉益智等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后来并未向国民党反动派靠拢。狱中同志对他剖析：“为人很小心谨慎，做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就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除了学习，还需要实际工作的磨练，以增强党性，改进工作作风。坐牢十年，组织狱中斗争的主要领导人许晓轩烈士生前陈述他对党的唯一意见：在我（1940年）被捕前，已发现个别同志思想作风有脱离党的腐化倾向，当即组织学习、开展批评。万没想到后来少数份子的腐化，造成整个组织的大破坏。向人民负责，就要经常注意党内教育、审查工作，绝不能允许非党思想在党内蔓延滋长，否则就对不起人民。优良的作风不是与生俱来，是在实践中与各式各样不良作风斗争中锤炼而成的。
（三）加强作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方式方法
党的历史上存在右和左、过右和过左的作风，《狱中意见》第四条所提出的注意路线问题，就是讲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正因为当时重庆部分地下党领导干部未遵循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没有从实际出发去把握事物的规律和本质，错误估计革命形势，革命工作不讲究方式方法，盲干蛮干，造成挺进报事件以及川东武装起义失败以来的大破坏，给党和人民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今时今日，加强作风建设更应坚持思想上、行动上以及最终结果上的实事求是。一味地主观办事是行不通的，只有在正确的思想引领和客观正确分析的前提下才能有正确的行动；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如今，加强作风建设还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方法正确得当就会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反而劳民伤财。
（四）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态度坚决、从严治党
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但要面对敌人的金钱、美色、官位的诱惑，还要经受毒刑拷打甚至是生命终结的考验，叛徒出卖的是革命、组织和党员的人头。和平年代，共产党员面对更多的是名利关、美色关、权力关的考验，腐败分子出卖的是党的形象，是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共产党的腐败分子就是新时期党的叛徒。《狱中意见》第八条强烈要求严惩叛徒、特务，叛徒特务手染鲜血、玷污党的荣誉、摧毁党组织，理应受到严惩。新时期，加强作风建设就是要从严治党，从源头上遏止腐败，严惩党员和干部中的腐败分子。在落实执行《八项规定》的实践中，一定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和抓而不放、一抓到底的精神，抓出成效；对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和现象，要敢于碰硬，敢于动真，严肃追究责任，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一抓到底，不搞下不为例。
（五）加强作风建设任重道远，需要常抓不懈
《狱中意见》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特指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及特务，但因是对未来执政党的建议，应广义理解为威胁、动摇国家安全和政治根基的敌人。《狱中意见》阐述道：许多同志恨特务，怕特务，又轻视特务：“特务算什么东西？”却不知道实际上，特务对我们已有多年的研究，加上叛徒的参与，形势更为严重，而我们还蒙在鼓里。许建业（重庆市委委员，后为烈士）被捕前，陈丹墀（烈士）就告诉他已被特务注意。许却不以为然。被捕后，许焦急自己违反原则在宿舍里存放有机密文件未及时销毁，便亲信监狱看守陈远德，托他送信给地下党员刘德惠，让其立即到宿舍把皮箱里的文件销毁。结果陈远德当面伪装同情假意答应，背后拿到信后便向上级徐远举举报邀功。徐随后搜出18份党员自传等材料，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今天，我们的敌人除了颠覆国家主权和政权的敌人外，还有个人内心贪欲的“敌人”，信仰不坚定、作风败坏的敌人。共产党员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来自外部思想以及各种不良习气的影响和侵蚀，也会产生思想变化和作风转变。党内正确的思想作风与错误的思想作风的斗争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这种斗争将会贯穿于党的发展过程始终。只有不断克服各种不良的作风，党的优良作风才能够形成、巩固和发展。因此，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在树立常抓不懈思想观念的同时，又要在一段时间里，抓住一些突出问题、重点问题，集中加以解决，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真正取信于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的重点问题和突出问题，就是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的“八条规定”。
正如陈然等共产党员总结的：“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这种精神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它需要培养！”今天，优良的作风更需要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自觉地与群众紧密相连，与各种歪风邪气做坚决的斗争，在实践中去磨练去培养。共产党员是人，人总不免有个人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甚至情感需求，当财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当权力挥舞在你的手间，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即对世界、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和追求，才能最终经得起现实的各种考验，担当起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K24.100049[Z].
[2]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45.
[3]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3.01.23.
作 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
责任编辑：宋英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