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在100万英亩的棉田使用“久效磷”后，生活在棉田附近的雉鸡、野鸽、鹌鹑、草原云雀、家雀等很快大量死亡，秃鹫、红尾鹰等巨型鸟类，也常常因捕食中毒鸟后，引起二次中毒。目前，全世界已经有2/3的鸟类生殖力下降，化学农药通过食物链的生物富集作用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蛙类也是农药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成蛙往往因吞食有毒昆虫而中毒。就是小小的蝌蚪也难逃厄运，进入水体中的化学农药足以让它们死亡或致畸。
农田中的昆虫天敌们最可怜，它们对农药的反应往往比害虫更敏感，受到的伤害更大。譬如当在棉田喷洒有机磷农药防治蚜虫时，蚜虫的天敌瓢虫不仅直接接触农药，而且又捕食了含农药的蚜虫，所以消亡的比蚜虫还快。当残存的蚜虫因失去了天敌的有效控制而再次猖獗时，元气大伤的瓢虫还未恢复过来，就又要面临化学农药的再次沉重打击。所以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化学农药使用一段时间后，蚜虫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多。
同样命运的还有稻田中的蜘蛛，当稻田中多次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稻飞虱后，先消灭的不是飞虱而是飞虱的天敌---蜘蛛，因而造成后期飞虱暴发。柑桔园中使用波尔多液防治溃疡病时，也会因杀伤了蚧虫的天敌，引起“吹绵蚧”、“粉蚧”和“褐圆蚧”大发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此外，草丛中的野兔、树上的松鼠、水里的鱼虾、土壤中的蚯蚓、花朵旁的蜜蜂、养殖房内的家蚕也都无一逃脱农药的毒手，甚至远在南极，足不出洲的企鹅也没能躲过农药的侵害。
南极的DDT
来自南极的一份科学调查报告清楚地表明，终生生活在南极的企鹅体内含有化学农药DDT。一开始人们还有些惊奇，谁会千里迢迢把农药带到南极去伤害与世无争的企鹅呢？但是很快人们发现，嫌疑犯竟然都是农场中祖祖辈辈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农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DDT曾经被农民当作防治各种害虫的灵丹妙药而大量使用，虽然大部分DDT主要喷洒在仅占陆地面积2%的土地上，并且至少75%的陆地面积从未施用过DDT，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人们不仅在荒凉的北极格陵兰岛动物体内测出了DDT，而且也在远离任何施药地区的南极动物企鹅体内发现了DDT。数百篇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DDT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各地的食物链和食物网。目前，没有被污染的生物虽不能说没有了，但肯定已经不多了。
DDT为什么会传播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呢？原来DDT的化学结构非常稳定，其分解温度高达190°C以上，因此即使在日光曝晒下也极少挥发和分解。在土壤中，半衰期可长达4年，其代谢产物DDE和DDD在自然环境中也能存留若干年。除了几种土壤真菌外，目前在自然界中还未发现能将其彻底分解者。因DDT不溶于水，喷洒到植物叶片上后会被雨水冲刷到地面，然后与地面的DDT一起随水的表面径流汇入江河，或渗入地下水中，之后随地球水循环而进入海洋。而喷洒时飘浮在空气中的DDT则随大气环流向四周扩散，最终弥漫到世界各地，污染了冰雪覆盖的北极和洁白无暇的南极。
难咽的苦果
人类自己也难逃厄运，自从农药大量使用以来，农药中毒事件频频发生。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0年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100万人农药中毒，20万人死亡。我国1981年的调查是，全国中毒事故27.4万件，死亡1.5万人。
化学农药在刚开始使用时是被认为对人“安全”而对害虫“高效”和“广谱”的。也确实，DDT曾被用作防治人虱，涂在人身上，虱子死了而人安然无恙，当然是非常“安全”的。可是，随着剧毒的有机磷农药的开发和广泛使用，农药使用人员急性中毒事件不断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农药安全性的注意。
此后，因有机汞制剂在农作物中的残留，造成多人食物中毒的事件被曝光，引发了人们对农药慢性中毒的忧虑，继而又出现了有机氯杀虫剂从土壤中转移到农作物，进而转移到家畜和人体内的生物富集问题。促使人们对原来认为对人畜“安全”的许多杀虫剂进行了重新鉴定，一系列的动物试验使人们猛然醒悟：农药都是有毒的，它们对人并不安全。除急性中毒外，危害更大的是慢性中毒和农药对人类食品的污染！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食品检测报告就已显示：乳品中普遍残留有机氯，有时还有除草剂；牛肉中可检出12种有机氯杀虫剂和微量的除草剂；蔬菜中已检测到13种有机氯、3种有机磷、1种除草剂和1种杀菌剂；水果中发现了13种有机氯、4种有机磷和1种氨基甲酸酯；其它食品中还含有至少83种杀虫剂，农药残留超过安全接受量的100－500倍。
到80年代，印度公布的调查结果更令人担忧，几乎所有被检食物、谷物中都有农药残留。其中55%的牛奶中DDT含量高得令人不敢食用。同时抽查的75个妇女奶样品中，全部含有DDT和“六六六”两种农药，她们的婴儿每日吸入的这些农药残留，为允许量的21倍。尼加拉瓜妇女的奶样中DDT的残留量更高的惊人，大约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许可限量的45倍。可见，农药不仅通过一般的食物危害人们的健康，还通过母体危害着下一代。
我国1977年曾在上海测过人体内“六六六”的含量，结果每公斤体重含有9.52毫克，这一浓度比日本高3.7倍，比印度高5倍，比美国高100倍。
据报道，我国70年代向瑞典出口的300吨鸡蛋中“六六六”含量为该国允许量的18倍，DDT 为12倍；出口西德的烟叶中DDT含量为允许值的9倍多；向加拿大出口的蘑菇罐头中汞含量为允许量的6倍。1979年，山东出口美国的36吨冻鸡肉和660多吨花生仁因农药残留量过高被扣。
1984年调查，粮食中“六六六”的检出率为90.9%，超标率7.4%，平均残留水平超过了国家卫生标准；黄瓜、番茄50%以上DDT残留严重超标；小白菜、甘蓝中的“乐果”残留量超过允许限量的8倍。浙江丽水县1985年曾发生过因食用“甲胺磷”污染的酒花菜，造成80人中毒的恶性事件。
国外进口的食品也并非没有问题，1984年从美国进口的早餐食品“即食麦片”、“即食玉米片”中就检测出了超量的“二溴乙烷(EDB)”。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大洲人体脂肪样品中普遍含有DDT，为什么近些年人类的慢性病越来越多。现代食品中普遍存在的农药残留，已成为农药进入人体最广泛、最直接的途径。
需要保护的作物也并非就是农药的宠儿，虽说喷洒化学农药的本意是保护植物，但事实是，在许多情况下喷洒化学农药引起的植物药害比害虫危害本身还要大得多。人类无奈地吞下了自己酿造的难以下咽的苦酒。
随后，化学农药一味标榜的一药多治的“广谱性”优点也受到了挑战。广谱性农药在杀死众多害虫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大量杀伤着害虫的天敌，从这个意义上说，“广谱性”不是优点而成了缺陷。真可谓物极必反，一点不错。
在人类与有害生物数百万年的对抗中，人类防治害虫的技术不断提高，防治策略也不断改善。从最原始的自然防治，靠天吃饭，逐步发展到主动防御，继而开始主动向害虫发起攻击的化学防治，这是人类防治史最可歌可泣的辉煌时期，各种各样威力强大的农药使人类有了控制几乎所有害虫的有效手段，有力保证了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但化学农药的残留、对环境的污染，以及目标害虫的再暴发和抗性等突出问题，使化学农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自1968年起，世界各国新合成的农药制剂属于剧毒类的一律不予登记注册，不允许用飞机大量喷洒已经指定为剧毒类型的农药。
在日本，1969年停止生产“对硫磷”农药，1971年始全面禁止制造和使用DDT和“六六六”。
在中国，1973年停止使用汞制剂，1983年停止DDT、“六六六”的生产，1992年停止“杀虫脒”生产。
在美国，1990年美国环保局撤销了对59种化学农药的登记。
在欧洲，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以法规形式确定了5-10年内减少化学农药用量50%的目标。
联合国FAO/WHO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也已制定出185种化学农药在各种农副产品中3223个最高残留限量，有35种化学农药被撤销或部分撤销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限量。
随着全球环境意识加强，如何控制和消除化学农药的危害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所有的防治技术本无好坏之分，只有使用是否合理的差别。就像诺贝尔发明的“烈性炸药”，当你厌恶战争时，不要说这是炸药的罪恶，而当看到炸药被用于开山修路，炸洞建矿时，也不要把它捧上天；因为不管它在干什么，它只是一件工具。
农药也是如此。化学农药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使用方法和人类的滥用。
曾几何时，化学农药被捧为万能的“神药”，甚至很多人将害虫防治与喷洒化学农药划了等号。现在风向变了，化学农药的诸多缺陷被逐步地曝光、渲染和扩大，人们记住的只有它的“罪恶”，很多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事实上，化学防治无论目前，还是长远的将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害虫防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从发展看，化学农药的一些副作用可以通过研究改进施用技术和生产更加有效的专一性化学农药来避免或减轻。如，隐蔽施药、改进喷雾器械和喷洒技术，提高药液着靶率等等。今天的人们应理智地赋予化学农药以新生。
一个辉煌的时代过去了，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思考……(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