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阳石雕的文化内涵是深沉的。之所以深沉，是因为它凝聚着一个古老的在太行山脉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手段的历代农民艺匠的雕刻之魂。在这块盛产白石的山坳中，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通过一锤一钎的不断雕凿，广泛汲取北方诸民族与佛教文化的营养，以极强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入其中，用传统的技艺，以无声的形象描绘民族的尊严、宗教的虔诚、出色地雕刻出属于世界级的文化瑰宝。这其中自然渗透着曲阳雕刻艺匠生活于斯的亲历的感受，有着对造型艺术独特的感悟，同时把宗教信念、审美情趣熔铸于每尊雕像之中。通过对各时期曲阳石雕艺术作品所凸显的造型精神分析，可以看出它拙中藏巧、以小喻大、顽石通灵的技艺，从而体现了曲阳文化内涵的深沉度，也决定了曲阳石雕的文化价值。
文化，就其价值而论，在于它能以物质的具像或精神的抽象去标示人类文明进化的历程。而所有文化现象或文化遗存，不外乎是当时、当地人们为了美化生活（物质的）和美化心灵（精神的）而创造的文化痕迹。所有美化手段，又无非是创造一些身外之物，去对自身之“质”进行“文饰”。评价文化价值，就是从其“文饰”的水准，探讨其对文明的贡献。
曲阳石雕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文化，它标示着从汉代开始的这个地区、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也表现着全部的文化水准。同时，由于这些抽象的观念是通过石雕造型的有形实体表现的尤其是曲阳石雕技艺向建筑艺术领域的渗透，故而也反映了物质文化。
曲阳先贤留下的石雕艺术作品，蕴含着极高的文化价值。他们用当地蕴藏丰富的白石，把近两千年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凝重地熔铸于石雕造像之中，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有形的实物去揣摩一个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和精神风貌。
曲阳石雕显示的造型特点，是近两千年的一脉相承的技艺和推进宗教社会化与人神合一的深刻内蕴统一，它不仅在文化自身价值上有一定的分量，此外，在历史、考古、宗教、造型艺术、建筑装饰艺术、美学等诸方面，也有相当的价值。而它的自身文化价值又体现在这诸方面的价值之中，这个精神文化体是寄寓于它的物质文化形式之中的。
就其历史价值而论，曲阳石雕所承载的是这个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了这个地区千百年来艺术传承的历史脉络。
据《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石，故环山诸村多石工。”曲阳城南的黄山，盛产汉白玉大理石，洁白晶莹，纯净细腻，润滑坚韧，经久耐磨，色泽不败，是石雕的优质材料。这种特有的石料资源是曲阳石雕早期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和条件。从北岳庙现存古雕刻作品中，不难看出曲阳雕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庙内碑文记载，早在西汉时张良之师黄石公曾在此山修行，召集当地石匠艺人修建殿宇，雕刻佛像、石狮兽类等，山上有“黄石公庵”。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前，被王莽追逼到曲阳城南王台北村山坡之上，刘秀藏于丛林乱草之中追兵放火烧山，搜捕刘秀，其随身之犬为救其主，跳进附近水坑里将全身弄湿，然后围在刘秀四周翻滚扑火，保住了刘秀性命，此犬却被烧死在坡上。刘秀称帝后，在此坡修建一座高塔，名曰“狗塔”，以志义犬救命之恩。塔内壁上残存有各种人物、鸟兽之类的雕塑。曲阳石雕艺术在汉代就用于建筑业，到了北魏，雕刻的佛像、雄狮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当地雕刻的石虎、石狮、人物等作品古拙浑朴，体形清瘦，偏重形似而缺乏神韵。魏晋时期，石狮石羊等作品的风格向端庄、丰腴发展，但多呆板。大唐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佛教盛行，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寺庙，曲阳石雕得以长足发展，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广为流传，无论从艺术风格、审美情趣、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浪漫宏阔的“盛唐气派”。雕刻流行圆刀法，人物、佛像造型丰满，神态端庄，结构匀称，飞禽走兽、花草静物等轮廓清晰，线条流畅，层次分明，玲珑剔透。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曲阳出土的大量北魏至唐的石雕造像。
元代曲阳石雕艺术有了新的发展，作品造型优美，做工精细，奇巧生动，品种丰富，风格、流派各异，石雕艺人层出不穷、杨琼、王道、王浩是当时杰出的雕刻艺人。杨琼，元朝时曲阳黄山脚下西羊平村出名的石雕艺人，其父、叔、兄均以石雕为业，惟杨琼技艺高超，“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召各地石匠进京献艺。杨琼取汉白玉两块，雕刻成一狮一鼎，忽必烈见之大喜，赞曰：“此绝艺也”。位于曲阳城内的北岳庙内主要建筑德宁之殿，四周有白玉石栏杆，栏杆上雕有99只石狮子，大殿棂窗砖刻，均为元代作品，精巧生动，形态各异，无一雷同。
明、清时期的雄狮雕刻雄伟壮观，结构合理，人物线条清晰，形象逼真。清朝末年，曲阳石雕艺人雕刻的《仙鹤》、《天女散花》、《干枝梅》等作品，在20世纪初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博得赞赏，荣获石雕艺术第二名。
建国以后，古老的曲阳石雕艺术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石雕艺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坚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运用浮雕、圆雕、镂雕等技法将现代解剖学、透视学、美学融于石雕之中，使作品既保持了古代石雕艺术的传统风格，又增添了现代雕塑艺术的气息，更加生动形象，作品结构合理。仿古作品栩栩如生，古朴典雅，现代作品清新自然，意境幽深。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和天安门修复工程，都有曲阳石雕艺人参与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正面的栏板，就是曾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与赞扬的曲阳石工雕刻的。近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曲阳石雕更有了新的发展，已形成规模。民间石雕艺人已有数千人以上，“曲阳石雕”已经和这个地区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了这个地区的代名词，其历史价值可见一斑。
就其考古价值而论，仅1954年曲阳修德寺发掘出土的石雕造像就达2200余件。
在这2200余件造像中，刻年款的有247件，自北魏神龟三年（公元520年）到唐代天宝九年（公元750年），达230年之久。包括北魏晚期17件，东魏40件，北齐101件，隋81件，唐8件。这样大批纪年造像出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丰富了我国雕塑艺术史的宝库。
我国过去发现的东魏、北齐的雕刻，纪年材料较少，也不集中，而这批纪年造像却恰恰多是东魏、北齐和隋这三个朝代的，材料既丰富又联贯，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这一薄弱的环节，并且还为那些没有年款的、艺术性较高的、大、中型造像提供了断代的根据和艺术加工的特征。无可否认，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是一批有文物价值的重要资料。
曲阳石雕的宗教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发掘的成果和历史文献，展现出汉末至魏晋佛教艺术在我国南方的长江流域由滥觞而渐盛的景象，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学术界以往就佛教造像的传入，最早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北印度经西域，然后自西向东、由北向南往中土传播的传观点。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略西北丝路上（包括西域在内）的佛教艺术在整个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公元三世纪以后，西域佛教艺术的风潮，迅猛地席卷了整个北中国。从五胡十六国到魏齐时代，佛教艺术在这片土上发展之快、声势之大，比之南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在此期间，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和南方士大夫的审美风尚曾经北渐，给北方以重大影响，但是，佛教艺术的重头戏毕竟是在北中国展开的。举世闻名的克孜尔、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云岗、龙门等石窟，无不是开凿在这片土地上，它们像镶缀在漫漫丝路上的颗颗璀璨的明珠，辉耀千古。
曲阳石雕正是迎合了这种佛教发展的趋势，在曲阳周边修建了多处寺院、庙宇。石雕艺匠以佛教为题材，把观音三世佛、金钢、力士的造像融入对佛界的想像，同时也融入了对佛教世俗化的理解。
曲阳石雕自北魏时期的发展，经唐宋而日臻成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按照地理环境，应是自西向东又自北而南，因而佛教石窟造像的发展，也是由新疆经甘肃、宁夏，而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山东、河南，然后再经四川向南发展。据王子云先生所著《中国雕塑史》载：“河北曲阳修德寺石雕像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出土，曾经过先后两次发掘出土，数量很多，仅有造像题记年代的雕像，就有230多件，属于隋唐时期的，以隋代为多，共77件，唐代只有10件，其它则为北魏、东魏和北齐的作品。只是由于曲阳石雕像出土后即收集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雕塑馆，以后未见有整理介绍的文字发表，更未见有图录一类专集出版。因此想作出具体的作品评述，颇为困难，仅能见到1955年第三期《考古通讯》刊出的一件可能属于隋代乐人的图片。这件雕像虽已失去主要的头部，但体躯造型仍然完美生动，且表现出简洁洗练的艺术形象，这是一般隋代雕刻造像多见的手法。因为曲阳雕像是用当地出产的白玉石雕成，且未经风化剥蚀，因而棱角仍然分明，不像四川各地出土的石雕像，绝大多数是由红砂石雕成，以致雕刻轮廊易于风化模糊，因此，弥足珍贵”。不仅如此这一残像的艺术成就，还在于“曹衣出水”式的衣饰和宽展的下裙的巧妙安排和雕刻表现上。雕刻者竟能雕出这样具有柔润感的衣裙，并且极其舒展地贴附在圆软的肌肤上，再随着肢体的动作而下垂，形成优美自然的臂褶。而且整个造像的衣饰结构和衣纹变化，都是按照具体人物的姿势动作、骨肉关节而精心雕出的，没有一处交待不清的地方。像这样精致细腻的石雕艺术，可以说是充分表现了美的和谐和韵律。这使笔者联想到曲阳北岳庙内，有两幅巨大的壁画，相传是吴道子亲笔，壁画中人物造型相似，衣纹处理接近，有“吴带当风”之感。
与上述菩萨残躯可以媲美的，是原存河北保定龙岩山灵岩寺菩萨像。这一杰出的雕像，曾在1935年伦敦举行的中国古代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展出过。在展出说明中，认为是属于天龙山系统的作品。它和天龙山、敦煌、驼山等地盛唐时代的菩萨像，在造型风格上也是很相近的。我们拿西安出土的残躯与这一雕像相对比，同样是上身赤裸，下着薄裙，腰系彩带，胸挂帔巾，全身呈S曲线形，显得婀娜动人。但两像所有装饰和衣纹的处理则各有不同。这说明在唐代，关于佛、菩萨像的雕刻造型方面，同一类型的造像，却不一是千篇一律的模式。这里有曲阳人特有的造型观念。
灵岩寺雕像，在衣纹线条的表现和人物形态的刻画上，比之上述西安雕像更显得优美真实，对于衣饰的处理，也更符合于绮丽多姿的菩萨的身份样式。而且体肢修长，裙带曳地，衣褶展转自如，与腰彩相衬，有类柔软的垂幔，充分表露出整个体躯的形象美。这一雕像由于身躯完整，特别显出姿体挺秀，丰盈圆满。它与西安雕像同样，所表现的还不只是美的形体，而是富有才能的石雕艺人，凭借着神界的菩萨来表达人世的美的典型。
就艺术价值而论：曲阳石雕的艺术价值是高品位的。前期研究者对曲阳石雕艺术林林总总提到许多精辟的评价。但对其艺术精髓的透视与品评，尚未达到综合完善的水平。究竟曲阳石雕艺术的精神何在？特征何在？人们虽已感觉到它是独特的，且有此方白石刻风格代表之称，但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尚未找到准确答案。评价一种艺术是不容易的，可是曲阳石雕作品有足够资料供研究者参照、对比、分类、组合，若能找出它的共性特征，则可接近真谛。
石雕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秦汉时期已有高水平的作品，到北魏在云冈石窟大兴石雕造像之风以来，石雕工艺达到一个高峰，无论是阴线刻画，还是圆雕浮雕，几乎都用大写意的手法，寓粗犷豪放于凝练，寓精细纤巧于洒脱，一派浑厚而又潇洒的手法。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本土文化的基调，更多的是北方民族的气质与创造。它的价值在于划时代。
曲阳石雕经宋至元又有一个质的飞跃。适应时代发展，曲阳石雕艺人将建筑雕刻、建筑装饰与石雕巧妙结合创造了历史的文明。
中国从宋代及其以后，由于木构建筑的宫殿建筑较多尤其是寺庙的发达，同时由于绘画艺术的广泛运用，因而很多的建筑装饰多用色彩藻饰而少用雕刻。石雕方面，所有的柱础、栏杆以及守门石狮和与建筑有关的碑、头碑座等，都继承前代的传统，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明、清多见的纪念碑式的牌坊（或称牌楼）雕刻。
元代宫殿建筑，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装饰雕刻较为发达。元代官制在建筑工程方面设有匠作院，下分采石、大木、小木、泥瓦等局，另有玉局、石局专司装饰雕刻，因此名匠辈出，制作也非常出色。迄今元大都宫殿建筑虽已无存，但所有的明、清两代宫殿建筑，在装饰雕刻方面，都是继承了宋、元的优秀传统而制作的。曲阳人在北方创造了巨大成就，其代表作就是现如今天安门金水桥玉雕栏杆、栏板、石雕等是曲阳人杨琼当时主持的工程项目。
中国明、清两代现能见到的建筑装饰雕刻，除单独可以建立、成为纪念碑式的牌坊等建筑物满饰雕刻纹饰以外，附属于宫殿寺庙殿宇和馆舍的照壁以及直接附于殿宇或桥梁的栏柱，均属建筑装饰雕刻的重点所在。这类石坊所附装饰雕刻虽不繁复，但从石雕刻的装饰艺术来说，整个石坊就是一座石雕建筑装饰艺术作品。而且石坊的夹柱石四面所雕出的圆雕、浮雕的瑞草、云龙等纹饰，也是丰富多样的。有的雕饰得玲珑富丽，工艺精巧。如在河北省灵寿县（曲阳县交界）有建于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461年）的石牌坊一座，是用细青石仿五层楼阁的木构建筑形式建成。在上下三层额坊上，透雕为云龙、双凤以及飞鹤等纹饰，布满额坊的两面，雕工精美，结构匀整，尤以下部四夹柱石上雕有形体大小不同的数十只狮子最为精彩，或立或坐，或相互挑逗作戏，形象不一，各具神态，充分反映了明代民间雕工们的艺术才智。在石坊整体造型上，显然是仿木构的楼阁形式，给人以高大而稳定的感觉，这符合一般纪念碑式建筑物的形式要求。因此在造型方面和装饰雕刻技法上，都尚可作今日的借鉴。曲阳石雕艺术发展至此与建筑装饰相结合，走出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使其雕刻技艺拓宽了艺术表现领域。从此曲阳石雕便如同插上了翅膀，飞出了穷乡僻壤，走出了神、佛雕刻之道的束缚，向实用性、工艺性迈进，解放后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的汉白玉雕刻皆由曲阳石雕艺人主钎。创造了无数巧夺天工的佳作。
总之，无论是曲阳石雕的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宗教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都从一个侧面表现着它的文化价值。曲阳石雕的主体价值在于文化。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一种文明，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对现代石雕行业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追寻传统文化的足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间工艺技艺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