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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孙逸仙医生 “我于 1886 年间在广州英美传教会(Anglo-American Mission）
师从德高望重的嘉约翰医生学习医学。” 但是嘉约翰医生自己则没有怎么提及这个年轻人，仅仅将他的名字列入了“今年由我指导的十六名学生， 其中四名为女生” 的名单之十。
他不知道他所教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将被证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人 物 ， 在 1912年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第—位总统。
这就是：
孙逸仙医生。
“孙博士说， 按照外国的计算方法， 那—天他五十八岁了 ； 他是 1866 年 11月 2 日出生于广东省的翠亨村。” 他的父亲是“一个种水稻的农民， 自己没有土地， 靠租地来耕种， 每年交租大约要交掉收成的一半。
他的家跟村子里大多数人一样， 是用 泥土、 石灰和稻草建造的； 这些东西可以建造出坚固的房子。
他的母亲是个小脚妇女， 是本地人。” 孩子的小名叫“帝象” (Tai Cheong) ， 他一生用过的名字据说有六个之多。
很幸运的是， 在他生活的村子里， 每一个小孩， 只要其父母愿意， 都能上学读书。
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五点， 孩子都在学习中国文学和经典。
“那时候在翠亨村还没有基督教会， 他在那里没有机会学习英文。
那里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是儒家信徒。
他们在寺庙里膜拜， 在纪念日向祖先的画像致敬。
说明一下这些事实是有必要的， 因为一些出版物广泛报道说孩子的父亲是伦敦传道会的代理人， 说帝象在家乡 的村子里就学了英语。
其实（父亲）
孙达成是热诚的儒家信徒， 当儿子离开中国几年之后表示想要接受基督教洗礼时， 他还大受困扰 。
”
他的一位哥哥住在夏威夷， 帝象十三岁的时候就离开村里的学校， 到夏威夷进了由英国圣公会威尔斯（Alfred Wills）
牧师掌管的寄宿学校。
这个学校所有教师除了 一人之外都是英国人， 学生中只有五个中国男孩。
帝象在 1879 年入学的时候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 而在 1882 年他获得了英语语法的二等奖。
他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 被深深吸引。
帝像的哥哥发现他的信仰有危险时非常生气， 把这事情报告了父亲， 父亲就吩咐把帝象送回中国， 顺从父亲的愿望去膜拜偶像。“可以印证此事的是， 孙逸仙在去世前不久写道， 革命是从 1885 年开始的， 那一年他对偶像发起了反抗。”
他被迫离开了村子， 一时不知道该上哪儿去。
但不久他就决定去广州， 要走大约四十英里路。
他知道在广州有传教士在那里。“在古老的广东省城， 有一些基督教的传教基地， 帝象就出发去找其中一个这样的机构。
不久他来到广州， 他看见一个外国人从一座楼房出来， 就走上去说：‘先生， 您早。’ 他碰到的这个人就是跟英美医院（Anglo American Hospital）
有联系的嘉约翰医生， 一位传教医师。
嘉约翰医生看见一个中国孩子用这样好的英语跟他说话， 感到很惊讶， 因为那时候在广州， 当地人能讲英语的是很少的。
他把年轻人请到办公室， 问他以前在什么学校读书。
不知道帝象当时认为最好告诉医生什么， 但按他寡言少语的习惯， 他显然没有道出什么真相。
从后来嘉约翰医生所说的话来看， 他并不知道这孩子去过檀香山， 也不知道他在翠亨村寺庙里的越轨行为。
“谈话的结果是嘉约翰医生觉得医院里有一个英语这么好的中国年轻人倒也不错， 于是就让他进了 医院当一名护理员。
他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一年， 表现出他聪明好学， 尽心尽责。在工作过程中他有机会观察到现代医疗方法的种种好处，他在心里把他在这里所见的治疗方法跟翠亨村旧式医生的做法进行比较， 也跟迷信的治病方法进行比较。
他知道中国医生在用药方面的一些奇特的东西， 也知道
他们欠缺外科方面的能力。
“由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结果就使他想要学习现代科学型的内外科医学。
很幸运， 这时一个建立中国学生医科学校的计划正在讨论之中。
嘉约翰医生知道了他的愿望， 就告诉他， 这间学校很快就要由一个传教协会在香港开办了 。” 廖德山夫人（Mrs.
Liu Tak Shang）
——她的丈夫当年曾与孙逸仙在博济医院共事——回忆说， 她的丈夫和孙博士， 那时叫帝象， 每天一起到同一家饭店吃午饭。
她别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 只记得他去了香港西医书院（The Hongkong Medical College）， 又在澳门待过一两年， 然后回了广州。
李济良（Lei Tsai Leung）
医生在博济医院学习了三年， 在门诊部工作了 八年。
他回忆说， 当时医院不收费， 只是偶尔有病人捐款。
他很清楚地记得孙医生， 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学生， 并且说他在博济医院的时候已经开始谋划对中国的改造了。据李医生说，孙逸仙离开广州是因为他不断谈到推翻满洲人的计划， 所以被认为是危险人物。
香港西医书院是 1887 年在康德黎（James Cantlie）
医生领导下开办的。
孙帝象是该书院的第一个毕业生， 于 1892 年毕业， 得到了由康德黎医生以及其他讲师教授签字的文凭。
就是在这时候， 他取了孙逸仙这个名字。
他立即从香港去了澳门， 开始在一家原来只有旧式医疗的中国医院行医。
孙医生获得许可用西医的方法治病， 而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外科手术时， 康德黎医生常常来帮助他。“他在医院的理事们面前做过一些外科手术， 这些手术都要求熟练技巧、 冷静的判断和灵活性。
去澳门要走一段相当长的水路， 占去我日常工作的不少时间。
我为什么要老远的跑到澳门去帮助这个人呢？ 理由是因为许多人在为他而战斗， 为他而牺牲， 因为我爱他、 尊敬他。
他是一种这样性格的人， 能把人们的心思都吸引到他那里， 随时准备为他服务， 无论是在手术台上， 还是在战场上。一种难以解释的影响， 一种难以抗拒的磁力， 吸引着人们来到他的身边。” 是在澳门的时候， 他接触到名叫“少年中国” 的会社及其组织者。
澳门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些年轻人可以自由地讨论和批评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
这个会社希望“扩大现存乡 村政府的民主原则， 使人民在省和国家的事务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他们考虑的首要事情是现代方式的教育。” 他对满洲皇朝的不满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他在澳门待的时间不长。
有法律规定只有持有葡萄牙毕业文凭的人可以在这个城市行医， 而孙医生没有这样的文凭。
他完全放弃了 行医， 而将全身心和灵魂都投入了为他的祖国实行新的谋划。
就是在这些 1911 年革命之前的日子， 当时的小青年和忠实追随者梁新荣（Leung San Wing）
发现了一个谋害孙医生生命的阴谋， 立即通知了他， 使他安全逃离了 广州。
这位梁先生曾在博济医院任药剂师多年。
1912 年， “一位旧日学生” 的莅临给医院带来殊荣， 他就是“孙逸仙博士，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统。
医院大院里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 使这个医院的许多朋友得以见到孙博士， 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医院”。
他捐献了 100 元， 并成为广州教士医学会的终身会员。
1911 年、 1912 年和 1916 年的革命中， 有超过六百名伤兵在博济医院得到治疗。“另一次当他到医院来看望伤兵的时候， 我们把孙博士带到我们即将开始工作的手术室去。
当我们打开第一个病人的伤口时， 孙博士根据伤口的位置推测这士兵是从战场上迅速撤退时被从背后打伤的。
他沉吟道：‘朝后背开枪！’ 取消了对其他病人的检查。
在数月之前为我们的新楼奠基的时候， 广州市市长说过， 孙博士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和他的新主张、 新思想， 很多都是从他在博济医院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是从那里扩展到全中国的。”
孙博士对于跟母校的联系从未失去兴趣， 最后一次联系是为岭南校园内的诊所捐款 1000 元。
应嘉惠霖医生(Dr.
W． W.
Cadbury) 的请求， 李福林(Lei Fuk Lam)将军同意为建造诊所募集 10 000 元。
孙博士以其慷慨捐赠名列首位。
这个诊所于 1925 年 4 月开张。
这位伟大的领袖避过了 无数次的暗杀和危险， 英勇无畏地追求着他为之献身的艰难使命， 却终于逃不出他最后的敌人——癌症——对他的攻击。
他被送人北京协和医院(Peking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 但是已经太迟了。
开刀作了探测手术又缝合了 。
他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 逝世。
他的遗体现在静卧在南京城外的巨大陵墓中供人们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