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甚至最基本的教育，低种姓人群乃至贱民就难以大规模觉醒而去对抗命运，更不用说去质疑种姓制度甚至进行革命。种姓制度3000年来没有本质变化，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印度社会稳定。但是人们不禁好奇：经济迅速发展，民主观念日入民心，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现状还能维系多久呢？姜景奎教授认为，“种姓制度未来还是不可变的，因为种姓决定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包括家族关系、工作、收入等其他方面，所以印度人强调的平等都是种姓内的平等。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不论其财产如何，他在宗教地位上都是崇高的，其他种姓则必须对他进行朝拜，这种高种姓的优越感和低种姓的宗教崇拜心态是很难改变的。”
印度国内第二大宗教为伊斯兰教。印度境内大约有13%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关于印度两大宗教的矛盾，姜景奎介绍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文化主要就是因为印巴分治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穆斯林都奔向了当时的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样留下来的伊斯兰教徒本身就在社会地位上属于比较低下的族群，而并非由于印度教排斥了伊斯兰教。换言之，目前伊斯兰世界认为印度国内穆斯林地位低下是由于印度教恃强凌弱，这是不对的。姜景奎认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对抗并没有外界渲染得那么激烈，我个人接触到的很多年轻穆斯林都是认可如今的印度政权的。”
但不论如何，两种宗教的斗争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上，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包括锡克教在内的一些势力较小的宗教也会跟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我们熟识的佛教缘起于婆罗门教，但佛教从来不是婆罗门教。后者讲求等级，前者强调平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不平等制度遭到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才会产生追求平等的佛教。但是佛教在印度却在经历了千年兴盛之后日渐式微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讲求平等，佛教的主张是不现实的。
民主制度与种姓政治
印度的宪政要归因于英国人的“空降”民主，然而英国人的遗产还包括印巴分治和克什米尔问题。历史不论功过，但是印度人心中是有一杆秤的。在本刊记者随团访印期间，切身感受到的自然也包括了印度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去英国化趋势，尽管英国对印度的影响早已不可更改。
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历史上印度非常容易维系专制统治。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极度的专制直接转变为民主而没有经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个跨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奇迹。但正因为这个跨度太大，时间太短，印度民主政治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也有点“独树一帜”的味道。
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就在于它以公正平等为旗帜，平衡了大众的权力欲。但是印度从1947年建国至今，种姓制度从未在实质上有所松动。换句话说，印度建国后，固有的不平等与民主所宣扬的平等这对矛盾在其社会内部业已共存了近70年。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战之一，因此印度才有了著名的“种姓政治”。
印度于1950年通过其宪法宣布废除“贱民制”，最受人诟病的种姓间不可接触制被清除，但是种姓制本身并未从根本得到净化。实际上，印度政府在通过一定政策向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扶助和福利时，是以种姓为界定手段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获得政府在教育机构、就业岗位等方面的保留名额，你必须属于某一低等种姓。低等种姓的社会身份在这时候成了获得政府扶助的必要条件。当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差别对待，只能以种姓的身份获得政府的帮助时，低等种姓的身份对他们来说便是在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状态下有可能平等占有社会资源的惟一自身资源。显然，这给种姓制度披上了新的合法性外衣。同时，印度政客打着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旗号捞取底层民众的选票。这就是当代印度政治舞台上的“种姓政治”，眼下这种“种姓政治”成为强化种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种姓”这一工具，打“种姓政治”这张牌，已经成为印度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足够的选票、成为执政党的关键，甚至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2008年5月，人们在拉贾斯坦邦爆发的骚乱中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数千名属于“首陀罗”种姓的民众在该邦一半以上的城镇同时举行游行示威，再次要求当地政府将自己纳入“特殊种姓部落”，游行示威随即演变成暴力骚乱。示威的民众阻断了从新德里到孟买的铁路交通干线，并与前来制止骚乱的警察发生冲突，数辆警车被烧毁，至少39人被警察打死。事后该骚乱甚至扩大到了印度的东北部，连首都新德里都未能幸免。低种姓的诉求不是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是强化自己的种姓身份。这就是“种姓政治”的结果。显然，透过这些骚乱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和社会的矛盾之处。
“最大民主国家”的弊端
除了种姓政治，印度的政党制度则是印度宪政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印度是多党制国家，在国家层面主要有三个党派势力较大，分别为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近十几年以来，一直是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轮流坐庄。国大党为印度的独立和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独立以后长期执政，其代表的势力以世俗派资本家为主。而印度人民党则有着深厚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背景。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党选举最大特点就是各个垄断财团进行竞争，而印度则多了一层宗教和地域特征。近年来，宗教对国家选举的影响日益突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大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印度人民党。印度在地方邦议会选举中也具有很独特的地方。姜景奎指出，“印度全国性政党不能完全在地方取得胜选。比如北方邦，基本都是种姓政党占优。印度人民党在西印度地区占优，国大党在中央邦势力较大。”
由此我们看出，宗教在政党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种姓制度的根基也就越深厚，因此不论是通过立法，或者是利用民主政治本身的特性，都无法在印度真正消除不平等。同时，印度做出的任何政策选择必然也带有宗教色彩，或者说是印度文化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许在且只在印度才能成为一种现实。印度人因印度教的信仰而对忍耐二字有着非凡的理解，这是该运动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同时使用暴力反抗命运也违反了印度教的基本精神。总体来说印度历史上的暴力事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少之又少。
再者，就是印度的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中央权威而言，明显地表现出中央弱、地方强的态势。对于印度而言，十六个邦本身就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而其邦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又不是一个党派，甚至不是全国性的大党派，因此中央政府的对内政策受到极大限制，在政策执行上更是步履维艰。而且由于印度的统一来自于英国殖民遗产，因此仅仅依靠语言为基础划分的十六个邦缺乏相互需要、紧密联系的关系而凸显出松散的特点。但是因为印度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基本划分方式，各邦内部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因此这个有些别扭的社会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
尽管如此，中央权力有限，肯定对国家长期政策有致命影响，比如印度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左右，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而中央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印度的四大财团——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和博拉，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堪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前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则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均来自垄断财团。显然，印度中央政府的弱势更加强化了种姓制度之下民众贫富差距过于巨大的结果。
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的领导，但是在印度所体现出来的却刚好相反。婆罗门种姓作为金字塔的上层人数十分稀少，四大垄断财团所代表的帕西族和锡克族在印度人口比例中仅占到了2%。楼春豪提到，“很多印度人认为，是锡克族成就了现在的印度。锡克族的族徽就是雄狮，体现了他们尚武好斗，具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正是依靠了锡克族的努力，印度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巴基斯坦缠斗不休。”但这恰恰表明了印度社会最大的问题，极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富裕与绝大多数百姓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印度的政治制度，程瑞声大使认为，印度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算是一个老字辈了，而且多年来其选举顺利、运转正常，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所以印度也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从其弊端来说，也是有的。比如，现在包括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都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往往都需要联合其他小党派联合执政。这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社会内部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印度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次是种姓问题，尽管印度宪法要求平等，但由于四大种姓与“不可接触者”都是印度教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实际上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即其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调查，印度拥有4.5亿的贫困人口，换言之，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第三，印度国内教派矛盾也很突出。因此印度全国性政党的民意基础比较分散和薄弱，印度人民党曾经的一届政府甚至只持续了短短的13天。“中央弱、地方强”的政党制度不仅使得印度决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其执行效率也非常低下。
是“印度象”，还是“孟加拉虎”
印度的宗教既促进了印度的国家统一，也造成了印度的“隐性”分裂。本刊记者在巴特那参观的印度国立法律大学，每年仅招生80余人，以至于我们步入该大学而未见人影时以为学校在放假。印度的精英阶层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群体了，倾全国之力铸成的人才确实不凡，正因为这样的优待，印度20年来在IT等高科技产业方面大放异彩。同时，多来自于婆罗门种姓的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得益于印度教对印度人民的绝对影响而屡战屡胜。但是，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婆罗门政治家却与商业无缘，这是因为印度教教义对商业有着繁多的限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则继续强化了印度教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不良影响。
我们也必须看到，印度独立后在经济发展中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更是十分迅速，其GDP从以前的4%～5%直达7%～8%，其服务业更是世界闻名。但是印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缺陷：印度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经历过任何工业化时代的洗礼，因此制造业的发展非常有限。印度的天永远充盈着蔚蓝，这确实让人心旷神怡，但没有污染也恰恰说明印度工业的欠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印度不得不热衷于进口各种军事装备，换言之，印度成为世界军购第一大国除了前文分析的原因之外，其制造业的孱弱也是重要的助推力。同时，因为缺少制造业的发展而直接步入虚拟资本阶段，就使得印度的富人只能是少数。我们知道，虚拟的金融资本是不会凭空创造财富的，更无法大量创造就业。只有制造业的实体发展才能够使得全民富裕起来，商品不但可以生产出来，也可以被本国人民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正常的良性循环。现在的事实是，印度国内市场很小，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则无力消费。
显然，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印度与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得出的判断完全不同。前者展示出的是印度的总体实力和不安分的意图，后者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有着沉重的宗教包袱、并使得现代化受阻的国家。“国家生命所系，实所系于文化。”印度正是这样一个因文化而统一的国度。楼春豪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来，一些贱民或低种姓的人依靠自身努力考上了印度公务员，尽管这在印度还属凤毛麟角之事。”不论如何，任何希望开始都不过是由绝望而生的。不是吗？
西方国家只看到了印度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寄希望于印度来制衡中国，其实它们高估了印度。而中国人或许低估了印度。中印对比，几十年来一直为许多中国人所热衷，而这种对比几乎总能得出中国优于印度的结论，这也加深了我们对印度的误解。尽管本文讲述了印度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第三大研发基地的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依旧是一个或许衣衫褴褛、却肯定富有朝气的青年。
姜景奎在谈到印度的现状时说，“我们常常把印度比作一头大象，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印度还包括了孟加拉虎。实际上，印度象更像是印度大众的形象，而孟加拉虎则代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前者的生活主要是靠印度教来维系的，依靠忍耐，对生活现状认命来苦修等待轮回；后者则更加充满生机、代表了印度的现代化方向，也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接近，更讲求自由竞争。一般认为，在印度经济腾飞之前，其缓慢的速度被誉为象速发展，直到1992年之后则被誉为老虎的速度。因此，现在的印度实际上是由威猛的孟加拉虎拉动着负重累累的印度象前进的……”
（本文图片均由章迪禹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