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气候恶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食品安全、官员腐败、跨国犯罪、文明的野蛮等问题愈演愈烈，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社会生活中对社会伦理和个体伦理的导引、对人们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培育与树立以及以人民的正义为基准的行事规则，体现了其思想从宏观到微观，从人类伦理到社会伦理、再到个人与自我伦理的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践、补充与完善。
[关键词]习近平;治国理政;伦理维度
[中图分类号]A81;B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6-0055-05
一、 人类伦理的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
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和政治理论的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习近平用宏观的视角、大写的历史维度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寰球伦理与人类伦理的中国方案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源于习近平强烈的历史意识。作为一名政治家，习近平有着对人类历史命运的责任和担当，同时又对历史的未来走向有着深入的思索。对于当前世界的不确定性，习近平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与蕴含的责任。他首先引出了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最基本的历史哲学命题：“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人作为一个类存在物，与动物极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意识，而且具有自我意识、自我的类的意识，人类要对自己的境况、历史及未来的发展做理论上的探讨。曾经有艺术作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将往何处去》表达了思想的前行者们对现代社会的焦虑。随着工业主义广泛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今天的人类比以往的人们面临着更多的问题与困惑，因此也势必要有更多的责任与担当，道德意识和历史意识始终需要有一种照亮和启蒙的意识在持续滋养。
人类的命运呼唤着这一时代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这一时代主题，体现了习近平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道德情怀。当今时代的现状充满不确定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法国哲学家萨特、美国社会学家阿伦特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勒都有过讨论。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状态是不确定的，人的出生、行为的复杂性都使得世界成为不确定的。因此，每个人对这个世界、对自己都是有责任的。就世界的不确定性而言，无论从人的出生这一理论命题，还是从现代科技、世界的发展状况，我们都需要“一种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伦理”[1]。对于人类发展来说，“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这体现了习近平对人类、对全球未来命运发展的瞩目与关怀。
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途径与方案，是中西文化共同的愿望。习近平在多次演讲中用世界和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向世人证明，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方案。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对人类历史做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考察后，提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永久和平论的观点。康德认为，一直以来“我们渴望有一部人类历史，但确实并非是一部有关已往的、而是一部有关未来的时代的历史”[2]。康德所设想的人类历史是朝着向善的方向前进的，人类会建立一种永远结束一切战争的和平联盟，它惠及一切国家并最终导向世界的永久和平。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文化。习近平以其深厚的国学积淀，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和”文化之精髓，倡导世界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合作共赢”。习近平在国际交往实践中运用中国的“和”文化理念，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和”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他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和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途径与方案，这体现了习近平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
二、社会伦理与个体伦理的联结：四个认同与互助责任
我们都知道，伦理与道德是以一种律令的形式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法国哲学家莫兰认为，这种律令来源有三：一是个体内在的源泉，个体内在的对遵守律令的义务感;一是外在的源泉，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信仰和规范;第三是一种前在的源泉，一种来自基因传递的生命组织。这使得人类个体的伦理具有生物、个人和社会的源泉[1]31-32。然而，近代社会的世俗化过程使得所有领域专门化，官僚体系区隔化，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赖以存在的责任和互助精神开始消解和破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描述过这一现象，认为自工业社会以来每个人思考和关注的中心只有自己，家与好友构成了他的世界、他的全人类。他可以与其他公民交往，并混在其中，但对他们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他可以与这些人接触，但他们的行为引不起他内心丝毫的涟漪;“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脑海里就算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3]。这种片面发展个人主义的现象使得现代伦理的基础面临严重的危机，虚无主义等思潮大行其道，理性不再被视为绝对命令的基础。工业主义的发展给人类命运所带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今天的中國同样面对着伦理的空虚与枯萎，需要人们重新建立一种信念，联结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
这种信念一方面来自于对人类个体先天的善的乐观，一方面来自于对社会伦理的倡导和实践。哲学家赫勒对现代人的伦理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曾表达过对人类个体伦理具有的先验性的特征的看法。她认为现代人在伦理实践中首先是正派的，“善的来源是超验的，而且这恰恰是‘我们不知道’的积极的构想。但是如何能知道一个人已经存在性地选择自身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呢？只能从她实际的正派来判断，别无他法”[4]。这种对现代人的德善的认识与中国传统人性善的观念有共同之处，因此，现代社会对于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的联结，需要人们基于对现代人的正直和正派的认知基础上，建立责任和互助的信心。当然在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实现中会存在对立的因素，因为“不可能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上取得完全和谐，不可能把众多的个人利益汇聚成一种集体利益……不可能去构思和保证一种至上之善”[1]77。因此，在社会伦理的实践中必须要有个体间的理解与交流。哈贝马斯、赫勒等思想家都分析过理解和交流在现代伦理实践中的意义。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理性，确立了主体间理想的交往模式;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一种变革，探索一种话语文化，但是无论哪一种主体间模式，都显现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在社会伦理实践中，理解和交流是人类生存在共同体中所必须的能力，“理解他者是生活的条件”[5]。
因此，解决今天中国的诸多社会生活问题，要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进行引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关于社会伦理的倡导与实践。习近平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民族发展等特殊的国情和特点，提出四个认同和互助扶贫等理念。习近平多次强调，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建设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要加强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血脉和传统文化的认同，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从而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和民族观。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认同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坚定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可以说，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认同是获得世界尊严的前提。以赛亚·伯林曾经尖锐地指出需要得到国际体系承认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国家必须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充分利用自己国家的自然資源，运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不借用别人的记忆，不在文化和经济上完全靠着向某个外来恩人永久借债”[6]，因此，每个民族国家只有独立自主地寻求发展，“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才是对国际秩序和全人类的真正负责的贡献所在”[7]。
理解和包容是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结合的纽带，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这就需要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三、自我伦理的构建：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
当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堕落”很多源于这一时代道德规范的伦理缺陷，这些缺陷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是源于对他人的不理解，源于自我伦理的缺陷。“人类伦理以个体有意识的抉择为中介，即自我伦理”[1]231，它在人们的伦理行为中倾向于发展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而限制我们的利他主义，自我伦理的再生之路就是激发人性中的利他主义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只有在人文、社会、历史的变革与再生的复杂过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伦理再生。”[1]254它需要围绕个体伦理、社会伦理与人类伦理三个维度，进行人性的革新，当然这一目标要与社会革新、精神革新、生存条件革新与伦理革新同时进行，正如纪德曾经说过的，改善人类的境况要与改良人类同时进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很多对人性的引导，通过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来推动中国的全方位发展。
1.以儒家伦理、文化自信和核心价值观推动政治文明。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群体、民族、国家、共同体，只要能够存续并发展下去，一定有某种内在的精神的东西凝聚和绵延。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和发展中，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了积极的家园意识和奋斗意识。坚定自己的文化信仰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铸就中国梦的重要心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和讨论中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充满自信和自豪地表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了丰富的哲学理念、人文关怀、教化思想以及高尚的道德境界。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丰富的智慧和有益的启迪，也为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因此，中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须有文化自觉意识，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为根基。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优秀的文化也是凝聚在这一共同体中的人们心灵栖息的港湾。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理念、优秀的文明成果，与体现现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密融合是中国稳步发展的精神支柱。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尤其是国家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在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传承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改进的结果。只有秉承着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承民族文化中前行的理念，才能继续稳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2.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对现代生活革新的引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活境遇的思路就是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伦理问题、政治问题、人的生活问题。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同样处于世界的潮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现代性的共性，同样存在现代化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吸收和借鉴西方人类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少走弯路，对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从习近平关于文化问题的系列讲话的内容来看，文化问题是中华民族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其着眼点是人的生活的改善、人的精神的提高，而解决这一问题在实践上是一种伦理问题、政治问题。
习近平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因为文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个人思想意识的提高息息相关，文艺作品的伦理内涵、道德诉求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放眼世界、要在与世界各国的比较中谈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文化对改造人、塑造人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在宏观的视域中回溯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展示了民族自信的力量源泉。“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伦理提供了中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德服人、以文化人”，这是古代思想在人的伦理行为上的反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德服人、以文化人历来是中国人民处理国际事务和与人交往的原则，这既是一种修养和风范，同时是一种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建立文化自信的首要前提就是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向人们表达了一个真理，任何抛弃和背叛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国家，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尤其是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才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艺术作品，人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普通百姓，都要有民族的自信、宏观的视域和气势，不能拘泥于细小的阴暗，要善于在幽暗处发现人类圣洁的灵魂，要在阴影中抓取光明，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不做冷漠的旁观者、对社会不满的怨气者，不能纠结于某一点的悲欢并把它放大给全世界，这是不理智也是不负责任的。
习近平把文化对人的伦理精神和行为的改造纳入了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轨道，重视文化精神对改造人、塑造人的根本性作用。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每遇危难以及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四、实践中坚守正义伦理：人民是最终的伦理诉求
在个体伦理、社会伦理和人类伦理的三个维度之外，还需提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所有伦理实现的一个核心点、出发点，那就是人民的正义。正义是社会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而追求人民的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真正体现。在“九三”阅兵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振臂高呼：“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习近平在所有的国家规划、法治实现、分配制度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坚持以“人民为本”。
1.在法治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正义伦理。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了一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民心问题。他谈到民心是国家发展最大的政治，而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正所谓“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情民意是观察政治效果的晴雨表。从法治上提倡和实践公平正义行进在改革路上，也行进在人民身边。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与执行中，努力让人民感受和体会到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实践，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蹄疾步稳、成效显著。司法责任制改革改变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老百姓更好地守护公正，司法便民利民改革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国家和政府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支持。
正义伦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所固有的内在维度，依宪执政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但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除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外，还要从全社会建立维护正义伦理的制度，一是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二是缩小分配差距以维护公平正义;三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促進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伦理的新境界。
2.文艺作品要坚守正义，其核心是人民。文艺作品从创作到接受都是以人民为对象的，只有这样才有生命力。从目前的文化市场来看，有些文艺作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甘愿作市场的奴隶，不问正义、不问良心，只为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习近平认为，除了文艺的对象之外，文艺工作者还要坚持正义伦理，要有高尚的道德人格修养，要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这是对文艺工作者自身素质的要求。因此，文艺一定要反映人民生活的社会现实，同时要给予一种理想的浪漫主义的信念，伦理与美的结合，总是带给人们美好的憧憬和向往。道德美学思想的渗透与运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之一。“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习近平举出屈原、杜甫的例子，提倡文艺工作者要熟知人民的冷暖、熟知人民的需求，要用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反思现实生活，用艺术的精神唤醒作用展现给人们美好、希望与梦想。
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希冀。要在对现实生活的挖掘和描绘中发现人性中真善美的因素，向人民群众传达良善、积极的价值观，增强道德辨识力、判断力和荣辱感，从而引领人们向往和追求美好的道德生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艺作品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内容、承载着重要的伦理责任。“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家的持续发展，民族的不断繁荣，文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化与国家和民族共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需要坚强、向上的国民精神，又需要有正义伦理内涵的文艺作品。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等一系列讲话中，始终围绕着人民的真实需求，从艺术作品的宗旨、创作态度、内容、情境等各方面谈到了人民艺术的重要性。他希望多创作一些有民族自信、有伦理内涵和精神导向即贴近人的真实情感的鲜活的文艺作品，希望多创作一些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记录和讴歌人民伟大实践的艺术作品，从而“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无论何时，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那些能够超越时空、真正能触及人的灵魂，真正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的作品。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四个伦理维度向我们诠释了人诗意地度过一生的境界。“人性地活着，就是要充分担当起人类身份的三个维度：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及人类身份。”[1]292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与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走向人性的完善。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伦理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实践、补充与完善，正如习近平2016年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说，我们要“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
[参考文献]
[1][法]埃德加·莫兰.伦理：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M].于硕，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17：8.
[2][德]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6-67.
[3][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题记.
[4]Agnes Heller，The Two Pillars of Modern Ethics，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irst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2007，vol.13.
[5]Agnes Heller，the role of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ethical practice，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1991， Vol.17，No.2.
[6][英]以塞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M].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07.
[7]陈福民.批评与阅读的力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275.
〔责任编辑：常延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