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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侯外庐对文化思想史研究的贡献

时间：2023-05-15 14:24:03 思想汇报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抗战时期，侯外庐为适应变化了的国内和党内形势，响应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对学术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继之又开展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实践。他的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共领导的抗战文化事业，而且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关键词：抗战时期侯外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侯外庐（1903—1987），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①。抗战时期，他把学术研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现阶段学术运动的阐扬和中国古代、近世（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及研究论著。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抗日战争推动了中国本位民族文化思潮的复兴。此时，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抗战的角度出发，积极、努力推动抗战文化运动。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②。这一主张最为引人注目和启人深思的观点，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应根据民族的特性和实际使它“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的主张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发了其后学术界“中国化”思潮和运动的开启。

为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侯外庐在当时重庆等地创办的《理论与现实》、《中苏文化》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发了其对现阶段学术运动和民族文化及其表现形式的观点和认识。

1939年，侯外庐写作和发表了《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在这篇文章中，侯外庐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特点，五四运动与进步学术的联系发展的脉络，新社会科学运动，以及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等进行了论述。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等。

“五四”及其以后较长时期，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持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然这也反映了此前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待文化认识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态度。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学术自有它的优良传统。文章中，侯外庐指出：中国学术的古典历史，具有实践性，对于学术传统不但没有放弃继承，而且在知识形式上做过极大的努力;中国学术史古典的退休特点，保持历史学的探究，实在是中国学术最好传统承继的优良精神。当然，侯外庐也承认，中国学术的古典历史，放弃真理知识的追求，而为藏之名山的载道工具所束缚;中国学术史古典的退休特点，缺乏进步自觉手段的觉悟，而与中国农民运动脱节，又是长期退休的停滞条件③。这里，侯外庐已经认识到中国古典学术所具有的两面性，反映着他对待思想文化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这是其认识抗战时期学术重要意义的前提。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主与科学或对于西方文化的刻意追求在新阶段学术运动中曾遭到学者的过度批评。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也有被误解的意思。侯外庐对五四运动与进步学术的联系进行了客观分析。他指出：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学术长期退休时代的历史探究的最后传统，复扬弃了形式知识的代数学;他方面继承了十八世纪以来世界民主主义的革命传统，发扬出“知而后行”的自觉手段。然而，五四运动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一方面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杂然并阵，革命的民主主义并没有取得主流的地位。另一方面，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固然成为时代的自觉手段，而自觉手段本身却是当做绝对的观念呈现着。结果，这一自觉手段仍然落后于欧洲启蒙时代的阶段。因此，当五四高潮飞落以后，中国学术便在新的历史退休中复产生新的朴学国故运动，又在知识运动中步入自由主义的妥协旧路④。

侯外庐对九·一八前后新社会科学运动给予了可观的评价。侯外庐认为：“中国学术传统继承史，到了一九二八年以后，无疑地是一个更深刻的发展阶段，及言之适应于中国革命的要求，更是一个‘知而后行’的严重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术问题提起的特征，一方面是继承过去时代的遗产，他方面复把这遗产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同时一方面新的自觉手段批判地承继了过去时代的自觉手段，他方面新的自觉手段之正同前一时代严复的介绍，有着普遍的流行。”这里，侯外庐还对这一时期中国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史的研究“正是几千年中国学术史的宝贵遗产，……在五四以后学术的新退休时代，这一问题在整理国故中附加了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染色，一开始就另有辩证法的发展学术进入史程，辩证法的发展学术，已经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史学术承继，虽然有部分的退休意义，但无可否认地更是世界学术史的最高表现。这也是指示着：如果这一学术继承，是人类理性认识之最高发展，那么这一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学术的发展便相互联系，就是指中国学术史已经和世界最好学术传统取得了一致性。”⑤

文中所说新社会科学运动，实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学术运动的研究，而这一研究对其后中共党人的革命理论继承与发展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侯外庐认识到，它是中国学术的最优良传统继承。过去中国学术界没有对于中国这一伟大学术本着正确而深刻地发扬光大，是无不可惜的，尤其是对于革命的民主主义核心，对于相应于核心的革命的人文主义哲学没有继往开来的中心研究。因此，他认为：“最广泛性的中国文化运动的规定，……应是既在三民主义的精神上有其高度发挥的内容，复在时代意义上有其正确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承认。”“现阶段的学术运动，不但要把中国民族几千年文化史的历史代数学继承起来，而且要批判这一学术精神和实践社会隔离的矛盾;不但要把世界资产阶级的学术优良部分继承起来，而且同时要如‘合理的核心’颠倒的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学术”。侯外庐在肯定现阶段中国学术运动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同时，还肯定了“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他认为：“‘学术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知难行易的传统继承，使世界认识与中国认识在世界前进运动实践中和中国历史向上运动实践中统一起来。”⑥

在《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和《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中，侯外庐对如何处理中外历史遗产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一文虽然重点论述的是抗战文艺的表现形式问题，但实际上涉及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文化的问题。从文章中，我们看出，侯外庐希望继承“最好的”、“进步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好的思想传统”。他把这些传统在近代史范围内作了说明，如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反对把历史现代化的倾向。在民族形式的问题上，要求把历史遗产科学地放回它自身所处的时代中去，并以这种方法来继承这个遗产⑦。在《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中，侯外庐除了强调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外，也高度评价了法国、德国启蒙运动等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他指出，人文主义最好的核心，在中国已经被接受下来，而且，它在新科学、新生活观、实用主义、大众化和反法西斯主义、武力争取实行三民主义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要求在“批判继承”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中，使世界最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的满足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相互配合⑧。正如德国史家罗梅君女士指出的，侯外庐把文化运动具体地规定为革命人文主义的文化运动。这个概念“既表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又表现了特殊的中国性质”。“这一文化运动不仅具有批判旧世界的旧观念和继承旧世界好的思想传统的特点，而且也具有重新确立一切价值和发展新知识的特点。”⑨

二

侯外庐不但是“学术中国化”或抗战文化运动的有力回应和推动者，而且是抗战文化运动的努力实践者和研究者。他实践和研究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开创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局面。

侯外庐实践和研究思想文化史应该说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侯外庐执教于哈尔滨法政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解释先秦诸子学说中的经济思想。1934年，他正式发表《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文，该文可看成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篇论著。抗战时期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同时，侯外庐开始转向先秦思想史领域里的研究。1942年2月，侯外庐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紧接着又撰写了《屈原思想渊源底先决问题》，这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大大激发了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的兴趣。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底，他用一年半时间，写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后，他治学的重点就基本上转到思想文化史的方面。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多个方面：

首先，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变迁和思想家的思想理论的过程中，侯外庐依据辩证唯物论学说具体而详尽地揭示了思想观念产生和变化的社会根源。侯外庐以前的哲学思想史著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曾想揭示思想观念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影响，但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他们不能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上进行分析研究，在论及具体的思想流派和思想变迁时，往往忽略社会存在的影响。就《古代思想学说史》来说，其最鲜明的成就，就在于强调社会存在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侯外庐每论述一个学派，先分析其阶级根源和社会制度变化对他们的影响，这不但远胜于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对思想史变迁的社会根源分析，而且比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思想史研究也深入了一步。如侯外庐所说：“亚细亚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未能机械地根据希腊、罗马社会来比拟的。但我们虽然须了解特殊的合法则性，却委实亦要记取一般的合法则性，尤以‘生产方法’（生产方式）的构成论以及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支配论为问题的中心。胡适、梁任公、冯友兰辩论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的相应关系，颇具真理追求的热心，已经划出神话和理性的研究鸿沟。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则他们有局限，答案是错误了的。反之，我们也反对给诸子画脸谱的唯物论研究者。因为思维过程史有它具体复杂的关系，仅仅以代表地主或代表工农的一般断言为自明律，是极其有害的轻率研究。”⑩

从上述这段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侯外庐既对《古代思想学说史》研究的这方面鲜明的成就作了强调，又对当时学术界思想史的研究作了中肯的批评，如在论述西周初期的思想史时，侯外庐的观点是：由于西周建邦立周时采取的是保留氏族旧制的维新路线，把土地氏族贵族所有制强化下来，从而使西周的学术教化局限于王侯士大夫的官学，使学在官府衍成了思想观念的氏族贵族所有，最终使思想上表现为“国有”思想，亦即一切学术思想的创造活动均成为官方的，或者“国有的”。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土地在氏族贵族公有之下.国民人物既没有在历史上的登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亦当不是‘国民’的，而是‘国有’的，具体讲来，意识的生产则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春秋时代所谓学术下民间的历史，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证件了。”“所以，‘土地国有’、宗法制度，以及学在官府是西周三位一体的系统，而思想国有乃建立于‘曾孙甸之’与‘宗子维城’的经济、政治上面的天人之道，法礼足礼的君子之道。即《天子》篇所言不离于宗的人，……是学术思想的创立者。”{11}

显然，上述分析，即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着手研究古代思想史学说产生根源的典型的例证。这一分析在当时的史学界是极为难得的。

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侯外庐在关于先秦学术演变具体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新见解。如老子时代问题，西周官学和诸子出于王官问题，诸子思想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发展的历史线索问题等，都有诸多新发现。《老子》—书成书年代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胡适、郭沫若都认为它成书于孔墨之前。而侯外庐的观点是：《老子》晚出于孔墨。此前，侯外庐曾以老子的经济思想为中心，研究过《老子》，并发表过有关老子研究的文章（如前所述）。在《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中，他又对《老子》晚于孔墨而开战国诸子之先声问题进行了研究。侯外庐指出：

“在孔墨的代表作中，讲‘地’的观念，是普遍以社稷代替，社稷二字，虽理论化，然不但不和天对立，而且反是还原于天的人格神。然而《老子》一书，天地对立的理想则成了家常，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这种形而上学的天、地观，与其说是发明，毋宁说是战国诸子的同点。”“‘仁’的争论是孔、墨的一个基本争执，然而，《老子》却在‘仁’未发现的时候，便会反对仁义，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天地不仁，……圣人不仁。’这是奇迹。“《老子》书中，不论就其体系，或就其概念，可以举出很多战国时代的观念，例如‘金玉满堂，莫之所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财货有余，是谓盗夸’，‘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这些经济的观念，决不能生成于春秋的时代。‘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大制不割’，这些政治的观念，正是对于战国巨室的反感”{12}。

关于先秦诸子学说的渊源及其相互影响和演变，侯外庐也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如他将先秦时代思想史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以存世文字说来，从殷末卜辞开始，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诗》、《书》为代表思想。第二阶段，春秋儒学发展为“显学”的渊流，所谓“孔墨毕起”，俱道尧舜的“世之显学——儒墨”。第三阶段，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子学。

上述三个阶段，在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庄子·天下》篇中，能看出一个脉络，即：“由圣王君子而邹鲁缙绅先生，由邹鲁缙绅先生而诸子百家。”{13}而邹鲁缙绅先生的儒学（诗、书、礼、乐），正是“‘先王为本，今世为用’的过渡思想”;{14}“儒墨或孔墨并称，这不但是以缙绅先生资格，上而继往之《诗》、《书》、《礼》、《乐》，下而开来之‘言成理，持有故’的子学，而且是以两派学术支持了先秦时代的主潮”;{15}“末期学术在社会危机的潮流中，已经损失了古代思想最好的传统，诸子的理想主义。他们在这儿，走了两个相反的路线，一种是顺应现状的爬虫主义，纵横家。另一种是歪曲现实的无稽之谈，阴阳五行家。汉代便结合了这两种学派，附以黄老，名以经学，不为博士便为经师，类似西洋中古的经验学派，烦琐地解释圣经，开启了中国的今古文学笺注主义。”{16}

再次，在《古代思想学说史》的研究中，侯外庐对古代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理论学说的叙述，也体现了独特的分析和评论方法。如论孟子思想的三节中，第一节是“孟子的社会人类观”;第二节是“孟子的政治思想”;第三节则针对孟子思想体系中有较多独创发明的人性论观点，讲“孟子的天论与性善论”。对其他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分析，《古代思想学说史》均有大致相似的方式。这种分析评价，确实体现了侯外庐在《古代思想学说史》中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说，侯外庐对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具体分析，也多有创见，如墨子有“尚同”、“兼爱”学说。对此，侯外庐指出：

“墨子的国民自我觉醒，和他的人类观是不可分的。他的人类观乃化别为兼，所谓‘兼以易别’，兼之义即平等（形式的），别之义即等差。他主张把不当做人看待的奴隶变成和氏族贵族的人一样，即国民化。”“按他这样的办法，则所谓‘国中之众与四鄙之萌人’和君子皆在‘兼’于社会地位，‘义’于一般道德。”“这一形式的人类平等观，本质上是另一种不平等观，墨子所谓富之贵之的贤能者。然而在氏族贵族的旧制度束缚的当时，敢于非别，这却是历史的卓见，可以说是人类光辉的认识。”{17}

这种通过现象透视事物内部本质的分析，其创见显而易见。《古代思想学说史》对孔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家的评价、分析也多如此。

三

侯外庐实践或研究“学术中国化”或抗战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研究。《古代思想学说史》完成之后，侯外庐其后两年开始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的写作，两卷合计78万言。上卷1944年11月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下卷1945年6月出版。所谓“近世思想学说”上自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顾炎武，下至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时间跨越前后四个世纪约300年。

由古代思想学说史突然进入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研究，侯外庐对其原因进行了说明。他说：“中古至近世中国社会颇易辨析，而古代至秦汉的中国社会则难以研究，而要弄清秦汉思想，就得先研究秦汉社会始能朴实说明。而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秦汉史的重视远不及先秦和近代。他因而决定先研究社会颇易辨析的‘近世’，然后，回头从事中古诸朝的思想研究，期以十年或有全部更完整的贡献”。{18}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对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运用唯物辩证法观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许多颇具创建的见解。

首先，《近世思想学说史》揭示了近世思想学说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经济运动之间内在、深刻的联系。如侯外庐将近世思想学说史划分为十七世纪中国学术之新气象;十八世纪学术——专门汉学及其批判;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变三阶段，进而揭示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状况：“一方面，十六、十七世纪的土地虽然向国有方面集中，但另一方面，私人对土地的经营也在发展着。一方面，官有手工业虽然大量被‘皇族’监督着，形成官僚机关的层层中饱，产生了财政困难的严重局面，但另一方面，城市私有手工业的发展却对国民经济起了日益重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商业与对外商业的发展，更推动了私有制的发展”。同时指出：进步思想家们的思想尽管存在着“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的矛盾，但启蒙思想的时代精神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相平行的，他们的进步思想不仅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而他们矛盾的思想体系、他们对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文化叛变的不彻底性，则“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说明了新生的东西在旧社会母胎中还很微弱。如同中国社会正处于方生未死、新旧纠葛的矛盾困惑中，“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19}这样的宏观论析，是同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同类著作所远不及的，如梁启超，虽然他曾领悟到近三百年是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曾提出明清之际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并称顾炎武等人为“启蒙”思想的代表，但在解释时代思潮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因时，他却求助于佛教生住异灭的轮回观念，而社会经济的发展运动远在其视野之外。

其次，《近世思想学说史》较多地发掘、宣传了近世300年来的民主思想。明末清初和19世纪中叶前的一些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有反封建君主的集权专制的，主张社会平等的思想。侯外庐将其称为近代启蒙式的民主思想，并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近300年来中国启蒙思想学说中的民主主义传统，在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和章太炎的民主革命思想中有较明显的表现，如他认为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中“含有近代的‘法权’思想，从平均主义达到形式的平均主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不同，而强调了政治上人为的调节，肯定了道德律之节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进一步，被认为“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显著说出民主主义。……无疑为一代表时代精神的作品”。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思想是改良式的民主思想，与章太炎所鼓吹和孙中山所实践的革命民主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他说：“中国当时的民族派所以有其民族派的精神者，一在于民众性，二在于土地政纲，……维新派在言论上没有一字提到土地政策，改良主义所以区别于革命，就在这里。”至于近代民主启蒙的言论，则是从披着先王外衣、绕圈子逐渐走到民主革命上来的。因而在近代启蒙思想史上，任何—种敢于直面现实的民主思想都应给予表彰。除了前述王夫之、黄宗羲、康有为、章太炎之外，顾炎武关于言论自由与个性解放、关于虚君与寓封建于郡县的民主思想，颜元关于平均土地的民主昌权，李顒的“平均与自由的思想”，唐甄关于“人权平等的启蒙憧憬”等等，都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我国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宝贵遗产。

再次，《近世思想学说史》对近世300年思想学说史的演变线索及其启蒙特点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梁启超和胡适都认为，晚明清初哲学只是宋明道学的余波或宋明道学的破坏者，认为它们暗淡无光，成就不大，直到戴震《孟子字义硫证》一书问世，才有了新哲学的建立。侯外庐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强调说，事实恰恰相反，清代思想史的光辉，一是在清初，因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激荡，形成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学术昌盛;另一个是在清末，外敌入侵和对汉学的反动促成了经今学复兴。至于裁震所领风骚的汉学时代，只不过是清廷文字狱高压下思想史上的黑暗时代罢了。他还指出，中国的启蒙者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他们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此外，他还多次强调：明末清初思想史的演变与鸦片战争以后思想史的变迁一样，均有着近代启蒙的特点。他这一看法，虽受梁启超的影响，但其论证与前人明显不同。书中对17世纪以来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叙述，对近代民主思想的强调，对近代学者重视经世之学和重视社会实践的传统的揭示，都颇有特色地对中国近300年学术史赋予了新的“启蒙”意义。

第四，《近世思想学说史》对思想家思想内容的发掘，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如对思想家王夫之的研究就是如此。此前，侯外庐曾研究、出版了《船山学案》（1944年），本书中的内容即是原《船山学案》的主要内容。侯外庐在《船山学案·序》中，就王夫之哲学思想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说：“船山先生的学术，比清初的诸大儒都要丰富得多，可惜他的遗产一直到晚清策论时代被人所注意起来。但学人多赏识他的史论，却不重视他的哲学。民国以来，研究明清思想史的人，不是把他忘记了（如胡适之专重戴东原，而一字不提及船山，实则东原观念论的哲学体系，不及船山远甚），便是把他的思想轻描淡写地谓之像一位理学家（如冯友兰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所写的）。梁任公与钱穆皆治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在船山的片断学术中颇有论述，而也缺少对于他的哲学体系的发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学术界的空白了。”{20}在王夫之的具体研究方面，他强调：夫之是“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夫之思想有“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其著作“含有丰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夫之有“惩墨吏，经富民”的思想，这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憧憬”等。侯外庐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确实能令当时人读后陡增一哲学家王夫之的概念。

侯外庐晚年在其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对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点有过概述，他认为：第一，始终注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第二，特别关心于解决历史的疑难，就是把解决思想史上的难题作为特别关心的重点。第三，力求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论述，不凭虚幻的想象与无根据的推断。第四，注重内容，不多做浮词泛论。这些自我评定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综上所述，抗战时代，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代表之一的侯外庐，响应“学术中国化”号召，一方面积极阐发抗战学术文化思想的理念，另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古代和近世文化思想史的研究，把“学术中国化”的倡导与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既有开创性的成果，又提出了很多新见解，这不但成就了其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也为其以后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侯外庐先生生平简介.见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网站，2008-05-11.

②杨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学术中国化的核心，而学术中国化的本质是中国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要在学术思想领域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要“彻底批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历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哲学上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见杨松《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J].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7-25.

③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理论与现实第2卷2期，1940.4：21.

④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理论与现实第2卷2期，1940.4：23.

⑤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理论与现实第2卷2期，1940.4：27.

⑥侯外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J].理论与现实第2卷2期，1940.4：30.

⑦侯外庐.抗战文艺的现实主义性.中苏文化，1941.1，VOL1.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二集文学理论卷二：546-549.

⑧侯外庐.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上海杂志公司，1939：26.

⑨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143-144.

⑩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7.

{11}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1-32.

{12}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0.

{13}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

{14}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