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风对“五四”启蒙精神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他对鲁迅反抗思想的捍卫与发扬上，表现在他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汲取和维护中。同时，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丰富和印证了胡风的以人为中心的革命现实主义，并将主体性与真实性作为共同的美学追求。正是从这种继承、汲取与实践中，胡风才提出了构成其文艺思想主要内容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主观战斗精神论”等重要的文艺命题。
关键词：胡风 文艺理论 鲁迅 路翎 人本主义
胡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国统区的著名文艺理论家，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和鲁迅战斗精神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在与各种所谓正统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论战过程中，在创办《七月》《希望》等文学刊物的过程中，发现并扶持了一批具有共同文艺追求的“七月派”青年作家，形成并实践着他极富思辨色彩的理论体系，后人在研究和评价他的文艺观时，这样概括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特点：胡风的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胡风的批评是以生命为特色的，胡风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伦理性的革命现实主义。由于胡风文艺理论的影响，他与周扬、冯雪峰被看作是阐释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三驾马车。{1}1933年，冯雪峰在评论《子夜》时首次提出并使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此后，革命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而在文坛上逐渐取得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的主导地位。胡风文艺理论的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并试图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整合。胡风毕生秉持和实践着人生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观，他的理论极端重视作家主体融入社会人生的真实过程和真实感受，而忽视了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这为他后来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胡风文艺理论体系中最具人性情感特色的当属“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因此，就需要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发扬主体性，要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贯彻到文学创作之中。从20世纪30年代起，胡风就一直坚持批判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他认为当时左翼进步作家创作中的问题是“客观主义”，即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宿命论式的达观的生活态度”，当作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教条，让作家拿这教条去看世界和人生，而不在看的过程中投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激情，表现出一副“都不过如此，都应该如此”的冷漠神气。他说：“艺术活动底最高目标是把捉人底真实，创造综合的典型。这需要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中才可以达到，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看进生活底层才可以达到。”{2}胡风将真实性和主体性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提倡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书写中将“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结合或融合”的“现实主义”，这就使得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既不同于强调客观性的茅盾模式，也不同于强调政治性的周扬模式，胡风在强调作家主体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格局。
一
胡风的文艺思想除了受到包括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法捷耶夫、高尔基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以及厨川白村、卢卡契、马克思主义等“国际革命文艺传统”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五四”启蒙传统中的生命哲学和个性主义。胡风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与继承是从深刻认识鲁迅的价值与意义开始的。他曾经这样评价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超人之处：“思想运动里面不知道有过多少的悲喜剧，有些人根本不懂中国社会，只是把风车当巨人地大闹一阵，结果是自己和幻影一同消亡；有些人想深入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但过不一会就投入了旧社会底怀抱，所谓‘取木乃伊的人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只有鲁迅才是深知旧社会底一切而又和旧社会打硬仗一直打到死。这就因为那些思想运动者只是概念地抓着了一些‘思想’，容易记住也容易丢掉，而鲁迅却把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思想本身底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表现出来的是旧势力望风奔溃的他的战斗方法和绝对不被旧势力软化的他的战斗气魄。……鲁迅不是一个新思想底介绍者或解说者，而是用新思想做武器，向‘旧垒’‘反戈’的一刀一血的战士。‘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3}
胡风始终坚信完美的艺术是人格与文格的统一，应当是先求人格的完成，再求文格的完成，只有那些具有高尚人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文艺家要高扬“主观战斗精神”，凭着“人格力量”和“战斗要求”向现实生活“深入和献身”。而在胡风看来最具“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人格魅力和战斗精神的就是鲁迅。早在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将裴多菲称为欧洲著名的摩罗诗人之一。所谓摩罗诗人，指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正缺少这种大胆抗争的精神。因此，鲁迅提倡呐喊和反抗的文学。而当时的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文学，他只有“别求新声于异邦”，到外国文学中去寻找。于是他向国人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摩罗派诗人。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殷切地盼望中国出现一批可贵的“精神界之战士”，像这些摩罗诗人那样用震撼旧社会的巨涛，来冲破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萧条、颓废、荒寒的局面，恢复中国人的抵抗精神，使国人得到新生，使国家立于天下。{4}从此，鲁迅拿起了他那饱蘸爱国激情、充满战斗精神、闪烁犀利锋芒的笔。他深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同时他也正是以这样的形象和姿态，开始了艰难的、顽强的，有时甚至是孤独的战斗。鲁迅也由此被誉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界战士”、敢于在寂寞的荒原中呐喊前行的猛士。1940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以政治家的眼光肯定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指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随着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伟大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鲁迅也从文化界的“精神界之战士”一跃而成为中华民族抗争精神的一面旗帜。胡风在与鲁迅的长期接触中自然深刻认同鲁迅的人格力量和战斗精神，并在潜意识中用这一标准来看待和衡量其他的左翼进步作家，这势必会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产生深远影响，他将“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5}的“五四”反传统的个性主义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套以“五四”启蒙精神为内核的审美主体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
胡风认为启蒙知识分子应看到人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6}，由此，他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理论命题，这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鲁迅在青年时期就思考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根据许寿裳先生回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约始于1902年到1903年之间。他的思考分为三个层面：1.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7}而后，在他的一生中，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成为他研究和表现的中心。国民性问题在鲁迅的思想、创作中历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如《祝福》《孤独者》《药》《阿Q正传》等无一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敏锐、准确、深刻的把握。鲁迅也因此成为新文学历史上批判国民性的大家，“活画国人灵魂”的巨匠。鲁迅曾多次提出要“改革国民性”，但鲁迅所指的国民性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民族性格，而是指一种深藏于民族性格基因中的“劣根性”，即国民精神中的缺陷和病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痛切地关心在几千年封建力量的压迫和封建意识的麻醉下的人民精神状态，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控诉，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封建意识第一次遇到了有力的控诉。
从这种认识出发，胡风进一步发展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和文学观，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理论，他提醒现实主义作家在发掘“人民”身上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美德——用胡风的话说，就是“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的同时，更要正视并揭露“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正是从鲁迅的“国民劣根性”逐步引申而来的，即指“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态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以中国的黑暗的统治阶级的意识本身以及这意识的奴役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影响与创伤”。{8}胡风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画廊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因为他“满身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对“五四”以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传统是非常珍视并竭力主张发扬的。他多次强调鲁迅的启蒙文学思想，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事实证明启蒙任务没有完成，文学“揭病”与“救治”的精神改造作用仍需强调和重视。胡风特别推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因为他们身上有着“精神奴役的创伤”，通过写这种病态的人物，呼吁个性解放，摆脱精神奴役。
二
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等一套完整的文艺理论观点团结起“七月派”作家，“七月派”作家的主要成就在诗歌方面，在胡风的指导和帮助下，曾卓、绿原、牛汉、阿垅、芦甸、鲁藜、冀等一批青年诗人崛起于文坛，而在小说创作上成就最大的则是路翎。20世纪40年代初，路翎接触到矿工的生活，写了一系列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创作了许多反映矿区生活的作品。他以一种扰动不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这些“把人弄得比畜生还不如”的矿区社会，丰厚的矿区生活积累使路翎在1942年4月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小说描写了一个美丽而强悍的妇女郭素娥，因逃荒而被一个中年衰老的鸦片鬼收容为妻，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她疯狂地爱上了强悍的机器工人张振山。当她得不到她的所爱，又被周围的人视为堕落女性而加以戏弄和唾弃时，她绝望地叫出：“有哪一个能救出一个我这样的女人呀！”她的丈夫因为她的出轨行为要卖掉她，她内心的原始强力爆发了出来，她大声抗议：“你们不晓得一个女人底日子，她挨不下去，她痛苦！”她反抗像商品一样地被贩卖，要求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最终却被她的丈夫伙同流氓迫害而死。郭素娥是一个受着肉体和精神双重“饥饿”的煎熬，而又始终固执并且绝望地追求生命价值的女人，路翎让她在强烈的心理性格碰撞中，几乎不加节制地迸射出原始强力的生命火花。作家以主观的热情突入人物心灵搏斗之间，完成了一个既是性格的和心灵的，又是社会的和命运的，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从而控诉了那个“把人烧死、奸死、打死、卖掉”的野蛮社会。路翎通过塑造这个人物，表现了大众身上“原始的强力”，写出了他们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在艺术上体现了路翎善于表现人物心理冲突的雄放粗犷的特点。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路翎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郭素娥，不是内在地压碎在旧社会的女人，我企图‘浪漫地’寻求的，是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个性底积极解放。但我也许迷惑于强悍，蒙住了古国底根本的一面，像在鲁迅先生底作品里所显现的。”{9}
胡风对这篇小说非常欣赏，专门为这部作品作了一篇题为《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的小序。他说：“在路翎君这里，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向时代的步调前进，路翎君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10}
著名批评家邵荃麟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作家能写出如此有力的作品而惊诧，他这样称赞这篇小说：“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方法去剖析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发掘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的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感情里，才能赋予他们以真实的生命，那末我以为路翎的这本《饥饿的郭素娥》，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可以说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已经放出一道鲜明的光彩。当我初读了几章过后，非常吃惊。路翎的名字在读者中间还是比较陌生的。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二十几岁，连中学都不曾读完的青年，但是这本书里却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世纪来在旧传统磨难下底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11}路翎凭借其审美情感的炽烈和真切深潜到人物的灵魂深处，显示了人性的深度。路翎小说里的主人公多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但面对现实人生的绝望，他们又无一不是为‘理想’而战的斗士，他们‘也许是负担了在别人看来是失败的结果，可是战斗即胜利’这种‘西西弗’式的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以各种形态体现出来，表达了路翎反抗绝望的永恒姿态”{12}。
路翎笔下的矿工和下层女性，性格于强悍中带点野性，有时甚至带点无法无天的邪恶感，在放荡不羁的行为做派中散发着生命的强力。这种原始的强力本质上是一种反抗命运、不向命运妥协的抗争精神。这也成了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思想资源的一部分。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13}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文艺理论之间确实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
路翎小说中对于“原始的强力”的描写，使读者看到了我们民族根性深处令人感奋的反抗精神，但作者同时又礼赞了反抗的疯狂性，对某种病态的东西给予复杂的承认和表现。路翎特别擅长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变化，追求人物心理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强度。在他的中篇小说《蜗牛在荆棘上》里，那个中了抽丁阴谋离乡当兵的黄述泰，听信了别人对妻子秀姑的流言，回家来显示他的“英雄行为”。这是一种被扭曲的反抗，以对女人的报复，实现对故乡黑暗的复仇。无望的反抗使黄述泰如同陷入了“无物之阵”，他的每一次充满强力的恶毒复仇，实际上只不过打在空虚上面，只能使深爱他的人精神受创，进而造成了人物心理的疯狂和变态。秀姑在突然遭到丈夫毒打时，作家这样描写秀姑的心理：
在黄述泰的拳头的闪耀下，秀姑看见了淡蓝色的天空，并看见了一只云雀轻盈地翔过天空。秀姑看见，于是凝视，觉得神圣。秀姑咬牙打颤，挣扎着，企图使丈夫注意阳光和天空，而领受她心中的严肃和怜惜。在她的痛苦中，她是得到了虔敬的感情。她停止了挣扎。黄述泰放开她的时候，她闭上眼睛，躺在荆棘上，觉得为了她所受的苦，那个温柔、辉煌、严肃的天空是突然降低，轻轻地覆盖了她。她觉得云雀翔过低空，发出歌声。在她嘴边出现了不可觉察的笑纹。
这里，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不稳定的，路翎善于将人性中的强与弱纠合在一起，既歌颂“强力”“蛮性”，又写出其中特有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挖掘落后人们的奴性，也从暗淡平庸的心灵世界中看到人民精神力量的闪光。对于如何写农民，路翎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解放区的作品在表现农民时过于简单化，没有看到农民身上“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表现农民激烈的心理搏斗。因此，他的作品着力于表现这两个被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所忽略的主题。路翎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实践着胡风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主张。
从鲁迅的思想和路翎的小说来看胡风的文艺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胡风对“五四”启蒙精神传统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对鲁迅反抗思想的捍卫与发扬上，表现在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汲取和维护中。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丰富和印证了胡风的以人为中心的革命现实主义，并将主体性与真实性作为共同的美学追求。正是从这种继承、汲取与实践中，胡风才提出了构成其文艺思想主要内容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主观战斗精神论”等重要的文艺命题。
{1} 盛夏：《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三驾马车：周扬胡风冯雪峰论》，《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4期。
{2} 胡风：《张天翼论》，《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版，第36页。
{3} 胡风：《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4} 李力：《鲁迅与裴多菲》，《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5}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6} 李宗刚：《七月派：独特的美学世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2期。
{7} 李卉编：《鲁迅谈国民性〈凡例〉》，新华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页。
{8} 范际燕：《胡风文艺思想的源脉与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
{9}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大象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45页。
{10}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1—2页。
{11} 桂向明：《两个路翎》，《炎黄春秋》2006年8月。
{12} 王志祯：《路翎：“疯狂”的叙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13} 路翎：《我与胡风》，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 刘锋杰.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2] 胡风.致路翎书信全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4.
[3] 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4.
[4] 路翎.饥饿的郭素娥 蜗牛在荆棘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
[5] 路翎.燃烧的荒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10.
作 者：张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