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深刻独到，意义深远的翻译思想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宝贵遗产，他的翻译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文章对鲁迅翻译观形成的时代背景，鲁迅翻译策略的内涵以及其对重译和复译的看法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鲁迅；背景；直译与硬译；重译与复译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鲁迅翻译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从事翻译长达33年之久，共译介了共译介了 14 个国家近 100 位作家，200 多种作品，共计 300多万字，占他所有作品的一半以上。在介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他不仅将外国革命的火种带回中国，同时也为翻译界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他虽然没有长篇大论翻译，但从他的序言、后记及其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独具特色的翻译思想。他的翻译模式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可谓开起了中国文学翻译的一代新风。
一、 时代背景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民正在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此时的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国内矛盾尖锐，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也正经历正前所未有的冲突。中国人民的苦难让心怀救国梦想的鲁迅毅然投身文化工作，将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结合在一起。
鲁迅在早期的翻译中，翻译了大量科幻小说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等，旨在通过此举在中国倡导科学，启迪民智。由于译文不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因此被后人评价为开辟了翻译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以后，成为坚定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鲁迅将译作方向转移到了东欧和北欧作品，代表作有《说幽默》、《苦恼的象征》、《毁灭》、《死魂灵》等。译者寄期望于用这种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黑暗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来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侵略的斗争精神。“开启民智、救国救民、移情益智”成为贯穿他翻译生涯的目的和宗旨，而鲁迅也成为为中国革命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二、 主要翻译思想
1、直译与“硬译”
晚清民初时期，由于传统习惯和潜意识里的“中华中心主义”心理还很强大，以及对陌生外来文化心理上的排斥，人们往往带着一种 “入我门来”的“中华文化中心”翻译观进行翻译。“直译”不仅在翻译实践中极少使用，而且这种方法往往跟“味同嚼蜡”、“无从索解”和“释家经咒”联系在一起。当时的翻译家在实践中使用的都是“译意不译词”的翻译策略，他们对原作的题名、人名乃至框架结构加以中国化改造，以适应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
当时的鲁迅也不能例外，在鲁迅翻译生涯的初期，也深受“意译”之风影响。《月界旅行》和《地底之旅》的自由发挥便是明显的例子。译者做了很多的自由发挥，译著不但大大缩短了原文篇幅，还翻译成了中国人熟悉的章回体，甚至里面还夹杂有古体诗词。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他“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从客观上讲，乃是晚晴意译之风对他产生的影响。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该小说集被誉为是 “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鲁迅对他的翻译目的和手法作了简要的归纳：“《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 译亦期勿失文情、异域文述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因此，在翻译时连人名地名都“悉如原译，不加节省”。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意译”观开始让位于“直译”观了。
20世纪30年代，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梁实秋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赵景深提出“宁错而务顺”。针对这些主张，鲁迅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主张。由此也引发了翻译界的一场激烈争论。在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鲁迅将他的观点表达得非常明确：“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者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3]
可以看出，鲁迅并不主张毫无批判的，一味生搬硬套的直译，他强调文学的发展应由读者自己来决定：“其中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3]同时，鲁迅主张直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其主要目的是将外文的语法、句法翻译出来，用以补充新文学的不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可以说，鲁迅是从汉语词语的建设、新文学的建设角度来进行直译的。鲁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汉语语言与文化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现代白话文才刚刚起步，还不很完善，通过翻译，学习西方的文法、句法，也许一时还不很习惯，但渐渐地接受了，吸收了，部分“不顺”的词语可以变为“顺”的，而部分“不顺”的则会被淘汰。而梁实秋等人则从语言和翻译手法的微观层面来说，强调译入语的现时阅读效果，从而把汉语语言与文化看成了静态封闭的系统。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文化巨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开放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几乎可以说是鲁迅翻译主张背后的全部动因。而20世纪的中国翻译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硬译”理论的正确性，从鸦片战争至今，汉语已经发生了惊人的、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嬗变的原动力和主要因素无疑就是翻译。
鲁迅不仅是直译的代表，也是“硬译”的倡导者。鲁迅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提出了“硬译”之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 就是所谓‘没有出路’—— 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硬译”是鲁迅和梁实秋的一个最大争议。梁实秋以《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两篇文章对鲁迅展开声讨。梁实秋的文章从陈西滢对“死译”的看法入题，认为鲁迅的翻译文字“艰深”，句法“稀奇古怪”，“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他因此提议：“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关于“硬译”，鲁迅作出了如下解释：“硬译”与“死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文艺论著及其它革命理论著作） 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4]
鲁迅在《“硬译”于文学的阶级性》中是这么定义的：“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他也切实地进行着逐字逐句的直译。他认为要想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就必须有繁复曲折的句式，而短促而句式单一的汉语句子是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因此，在翻译时，鲁迅不仅不把原文的长句拆散，也很少颠倒原文语句的次序。他希望能把外文中长句的结构移植到汉语中，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提高汉语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
关于直译也即梁实秋所谓的“硬译”、“死译”的真正含义，我们还可以结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中对翻译的看法来进行理解：“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5]
由此可见，鲁迅主张直译的翻译方法有两重考虑，意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是为了保持原作的风貌。“易解”和“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对于“易解”与“丰姿”，或者说“信”和“达”的追求，是鲁迅翻译一贯的理想。针对赵景深等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的主张，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鲁迅的策略是，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决不自作主张，欺骗读者。
因此，鲁迅的翻译策略可以理解为：让读者走向原著，译者保留原文的文体特色和原著内容，不会为迁就读者而对原文进行改动。他认为，既然翻译要起教化、启蒙的作用，便要把外来新鲜的东西引进来，对译文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他不赞成对原文进行修改，而强调突出原著的权威，让译文在译文文化中产生最大的“暴力”作用，从而产生有效地教化和启蒙效果。鲁迅的“硬译”策略，可以看成是他一贯主张的语言策略的具体体现。而在他看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进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民族思维与民族语言的改造。
2、重译和复译
20世纪30年代，人们把不从原文直接翻译，而是根据原文的某种版本间接翻译的现象，称为“重译”。 鲁迅于 1934 年先后发表了《论重译》和《再论重译》两篇文章，强调了重译的重要性，反对不加分析地鄙薄重译的作法。鲁迅认为，理想的翻译，应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但由于外语人才的短缺，重译有其存在的必要，重译也的确对当时翻译文学的普及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单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6]
与此同时，复译现象也非常普遍，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占到了一半以上。许多翻译名家也都参与到了名著的复译活动中。虽然这种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翻译文学，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翻译界抢译、乱译之风盛行，导致各种翻译版本良莠不齐，于是便引发了翻译界和文化界对复译的必要性、价值和意义的讨论。茅盾在“《简·爱》的两个译本”一文中发表了对复译的看法：“不问译本好坏，一见有复译出现，就斥之为“浪费”，对于译出的某种书‘先插草标，不许别人染指’这是有害的。”
于是，为了拓宽翻译的道路，促进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鲁迅提出了“复译”思想。复译可以弥补重译可能产生的毛病。他把复译喻为赛跑，他说：“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第二个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的蹩脚。”他又说：“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样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不同的译本只有通过比较、比赛，孰优孰劣，高下自判，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翻译朝着有序的、良好的方向发展。
鲁迅将语言看成一个动态发展的事物，认为语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不同时代特点，新的译本也必然会出现，因此复译是不足为奇的。鲁迅将复译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三.结语
鲁迅毕生从事翻译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鲁迅的翻译思想绝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表达层面，他的思想还涵盖了改造中国语言为文化，救亡图存的深层内涵。对于身负启迪民智重任的鲁迅来说，每一部外国作品的翻译都意义重大。从早期崇尚晚晴风尚的意译到后期坚定地进行直译，目的都是要将外国进步文化为我所用，以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危亡。为此，他追求直译，反对归化，要国人张开眼睛看世界。同时，鲁迅力挽晚清的意译风潮，以直译的方式输入了原质的外国文化，使中外文化的交流跃入一个全新的层次。作为历史转型期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缔造者之一，鲁迅在30年间领导了作为新文化建设之一的翻译方向，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A]载.刘运峰编：鲁迅序跋集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99
[2]鲁迅. 非有复译不可[M]. 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5-277.
[3]鲁迅. 关于翻译的通信[M]. 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1.
[4]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A〕.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C〕.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5]鲁迅.“题未定”草[A]翻译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6]鲁迅.论重译[M]鲁迅. 鲁迅全集：第五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1-532.
[6]贺爱军. 鲁迅翻译思想的文化解读[J]. 名作欣赏. 2009.（1）：120-121.
[7]高芸. 从归化到异化——试论鲁迅地翻译观[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5）.
[8]雷亚平，张福贵.文化转型：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J]鲁迅研究月刊，2000（12）.
[9]吴玮.鲁迅翻译思想研究新线索与新视角[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8（2）.
[10]赵秀明. 论鲁迅翻译思想的多元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