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本文通过行政生态学理论，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及沟通网络等方面分析了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的动因，并提出关注失业群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反腐“拍蝇”、完善村民自治与责任倒查机制，加强网络实名制与网络法律法规建设等政策建议，力求通过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更加彻底地扫除黑恶势力。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打黑除恶;扫黑除恶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是我国一直坚持的政策，但过去一直是“打黑除恶”的提法，而2018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提出了“扫黑除恶”。
为何由“打黑除恶”转变为“扫黑除恶”，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张勇认为，从“打”到“扫”一字之变，重若千钧;“打”很可能只打在某个点上，“扫”却能扫除一大片，横扫千军。周秋文认为，“打”是指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派出公安机关打击黑恶势力，简称“维稳”;而“扫”则是指国家下决心，追根溯源，根治黑社会的生存土壤。杨维汉、刘奕湛则认为如今黑恶势力更隐蔽，只有做到绝不手软才能减少涉黑涉恶问题的出现。总体来说，目前学术界对于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的动因研究很少，并且大多从扫黑除恶相对于打黑除恶优势的角度进行分析，缺乏理论性。本文则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的动因。
一、行政生态学简介
行政生态学是一门研究自然与人类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公共政策的运作的科学。其创始人是美国学者高斯，他正式将“生态学”一词引入行政研究领域，理论集大成者是另一位著名的美国行政学者夏威夷大学的里格斯教授。
里格斯教授出生于中国桂林，他通过结构功能分析法和物理光谱分析分析了每个国家的行政生态背景。从生态学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行政現象研究的两个维度：垂直维度与横向维度。
垂直维度是与三种社交形式兼容的管理类型：一是与农业社会相容的融合模型，二是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衍生模型，三是与过渡社会相容的棱柱形行政模式（棱柱模型）。横向维度是对行政生态要素的分析，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
本文通过利用里格斯的横向维度中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沟通网络来分析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的动因，发现正是由于十几年间，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不断变化，为了顺应这些变化国家才提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二、行政生态学视角下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的动因
（一）经济因素
城镇化进程中的失业人群是黑恶势力成员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企业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水平也大幅提高，许多企业用机械代替人工，从而导致大量裁员;另一方面，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许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或找到收入较低又累的工作，只能居住在城中村，形成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居住区域。无业群众本就是弱势群体，没有维持生计的工作之后，生活的压力日益加大，只要思想不坚定，一旦被利益诱惑就很容易踏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黑恶势力就是抓住无业阶层的这个弱点来增长自身黑恶势力。所以政府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源头问题。有关资料显示，1994年到2006年失业人口增幅较大，在2006年党中央部署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打黑除恶专项整治之后失业人口有所下降，再经过2009年的大规模打黑行动之后不论是失业率还是失业人口的数值都开始逐步地趋于平衡并有下降的趋势，这是十几年打黑除恶取得的成果。近年来，通过研究发现，打黑除恶最终只能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仅仅控制住失业人群的增长是不够的，这时候需要上升到国家层面来进行整治。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五个坚持”之一就是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无业群众是滋生黑恶势力的源头之一。所以“扫除”无业群众、关注无业群众是把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只有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减少失业人群的数量，才能够切实达到治本的效果，这是让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的必行之路。
（二）社会因素
社会上常见的黑恶势力有三种：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高利放债型。在长达十多年的打黑除恶的治理下，虽然这些现象普遍减少了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犯罪手段由“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打黑除恶一般都是从社会治安角度来考虑，强调的是以点对点的形式打击黑恶势力，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方面对于涉黑涉恶案件不深究、打不透，触及不了“保护伞”，难以连根拔起，并且对于“保护伞”的态度是不愿查、不敢查;另一方面对于乡村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问题一直是打击“盲区”。这样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却导致了基层政权受到侵害，黑恶势力打击不干净。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扫黑除恶行动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出发，吸取打黑除恶中的不足，用更广、更深、力度更大的方式来对付黑恶势力。把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恶意操纵破坏基层政权、欺压残害老百姓等“村霸”型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提出通过三年不懈努力，让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力求铲除黑恶势力“保护伞”，改善基层组织建设的环境。
（三）沟通网络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移动数据的增速，都加速了网络黑恶势力的发展。与现实中的黑恶势力相比，网络黑恶势力更具“团队”色彩，其组织更具有高度协调性，并且因其组织关系松散、组织约束性不强导致其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进一步增强了它的隐蔽性。近年来普遍出现了两种网络黑恶势力：第一种是借助信息化平台构建非法高利贷平台或公司，尤其是在各高校出现的“校园贷”“裸条”，如借贷人无法及时还上贷款，他们会私自加大利息额度，并且进行暴力讨债或使用更加激进的手段危害贷款人的名声，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发生人命事件。另一种是利用“网络水军”进行“事件营销”、化解负面信息、呈现“欺骗性”的搜索结果等形式扰乱正常的社会竞争秩序，引发社会信任危机，损害了整个公关行业的形象。网络黑恶势力问题已经不是靠点对点的打击方式就能够应付得了。因此，在此次扫黑除恶行动中也把整治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势力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表明了国家对于整治互联网黑恶势力的决心。
三、行政生态学视角下扫黑除恶的建议
（一）关注失业群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政府应关注失业群体，努力减少失业人数。可以通过健全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无业人员等无业人群的就业引导帮扶工作，在城市开设收容所或者政府建立针对无业群体的廉价公租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更多劳动力，缩小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这样可以有效弱化一些失业人群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的潜在危险。
（二）加大反腐“拍蝇”，完善村民自治与责任倒查机制
为了遏制黑恶势力的滋生，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努力构建多元化的村民自治办法，形成一套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这样有利于调动村民的监督积极性，使得黑恶势力很难在农村扎根发展。同时应大力提倡基层反腐“拍蝇”行动，调查出基层干部涉黑涉恶的犯罪线索，从而将腐败分子从共产党队伍中清除出去，这有助于将农村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对于涉黑涉恶案件不深究、打不透，触及不了“保护伞”的问题，应完善落实责任倒查机制，加大对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责任的倒查力度，特别是对不敢深查、没担当不作为甚至压案不办的领导干部，应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真正做到问责到位，只有这样，“保护伞”问题才能彻底铲除。
（三）加强网络实名制与网络法律法规建设
加强网络实名制建设是提高网民道德水平的有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利用互联网的各种犯罪活动，营造出一种祥和、健康的网络环境，可以让网民有序地发表言论，构建出一套网络伦理体系，引导网络用户规范行为。网络高利贷与网络“黑暴力”之所以猖獗，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定义何为网络黑社会，因此，笔者建议，在民法与刑法的空间里为网络高利贷专门立法或加大网络高利贷与网络“黑暴力”的入罪标准，让黑社会无法在网络上滋生。
四、结语
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的动因发现，扫黑除恶是多年来打黑除恶的经验总结，是更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最佳方式，体现了国家对于保障长治久安的坚定决心。总的来说，扫黑除恶是在打黑除恶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变化，更加全面、更加深挖根治的专项行动，“扫”出了清风正气、“扫”出了朗朗乾坤。
参考文献：
[1]张勇.从“打黑”到“扫黑” 一字之
变大不同[J].秘书工作，2018（5）：
74-75.
[2]周秋文.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
恶”——浅析习近平治国理政[J].人力资源管理，2018（4）：402.
[3]杨维汉，刘奕湛.从“打”黑除惡到
“扫”黑除恶一字之变有何深意？[J].中国经济周刊，2018（5）：42-43.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