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边藏区属于藏区三大区域中的康区，清末称为川边或川滇边，是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藏族迪庆自治州与西藏昌都地区以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由于历史原因，川边藏区历史上长期处于“土司”势力的割据状态，且疏于开发经营。甲午重庆开埠，列强势力渗入四川。面对危机，川中有识之士迅即掀起了学习西方热潮以救亡图存。此时的川边藏区社会发展远落后于内地汉族地区。而川边藏区社会的变革，是与教育的近代化分不开的。
川边藏区教育近代化的背景
清末四川“教育新政”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政府腐败、国势衰微，书院废弛、教育空疏腐朽。其时，川省教育虽仍然维系着旧教育制度，但洋务运动乃至维新运动开始后，社会剧变，改革教育的呼声已悄然兴起。甲午战败维新夭折，激起了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的激情。然而真正激荡这潭死水，让川省教育发生巨变的，还是20世纪初期的“教育新政”。
《辛丑条约》后，迫于压力，清政府不得已在20世纪初期实行了近十年的“新政”以苟延残喘。文教方面，颁布“兴学诏书”，废除科举制。朝廷以“兴学”为急务，四川地方反应积极，川督奎俊认为：“现在时事日艰，自以培植人才为急，且川省风气未开，尤与当藉此消拘墟，以通中外之情。”（奎俊：《奎俊奏片》，《四川学报》1905年2期）随后的历任川督均“首重学务”。不仅派员主持、提调全省学务，完善新学规章制度，还建立健全了推进新式教育的机构和组织。（周洵：《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6年版）这些都有力推进了四川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了四川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轨。
20世纪初期四川的“教育新政”，兴学之风不只是在成、渝中心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川边藏族聚居区。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堪称清末川省“教育新政”的一大特色。
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与“兴学破愚”
1905年初，川边藏区的土司、喇嘛暴动，川省震动。清廷即派建昌道员赵尔丰率兵进剿。平乱之后， 清廷为加强对藏区的有效控制，在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地区专设了川滇边务大臣，专管移民垦殖。
赵尔丰字季和，奉天（今辽宁）铁岭人，隶汉军正蓝旗。1906年7月清政府以赵尔丰为首任川滇边务大臣，从川滇边务大臣到1911年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经略川藏边务前后六七年，厉行“改土归流”，以所谓“经边六事”（屯垦、练兵、设官、通商、开矿、兴学）着力推进川边藏区社会综合改革，堪称晚清川边藏区改土归流一代名臣！（《清史稿·赵尔丰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
川边藏区“改土归流”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兴学破愚”是赵尔丰川边实施新政进行改革的三大内容之一。赵致家兄尔巽函电云：
以雨露之恩施之，去其前政，苏其民困；兴学以破其愚，垦田以养其身，通商以裕其用，兴工以富其业，而外开铁路以通内地。（《赵尔丰函电续编（手抄本）》）
川边藏区在“改土归流”之前的文化几乎为零。绝大多数藏区儿童仍没有条件上学，就连藏区上层子弟也只能从喇嘛、塾师那里学习经卷及一些旧时知识与礼仪，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这块土地上完全还是空白。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赵尔丰为“输以文明”、“兼开民智”，奏请在巴塘设立关外学务局，由度支部主事吴嘉谟担任总办，负责筹拨学费、考察规划、兴办学堂、编制乡土教材、采购图书仪器、聘请教员和派员劝学等事宜。废苛政、兴建设，“兴学破愚”被放在了川边藏区社会综合改革的首要位置。
川边藏区兴学热中的实业教育
康区关外学务局成立后，赵尔丰令已“改土归流”的地区“设学”。几年间，川边藏区的新式教育发展很快。到宣统三年（1911 年），整个川边藏区的各类学校总数已超过200所，在校生9000余人。（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不仅开办了普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也开办了官话学堂、师范教育。赵尔丰认为“振兴地方，首在倡实业”，而且把经济建设与“兴学破愚”结合，根据《奏定实业学堂通则》的规定，择宜兴办了不少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川边藏区实业教育应运而生。
农牧实业教育
为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改良农业生产，赵尔丰聘请日本农技师池田、小岛两人到川边藏区指导垦务；在邓科、石渠、乡城等地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农牧研究会，令各保正选送藏族学徒学习各种农作物种植技术；在邓科设游牧改良所，在定乡设立了农牧研究会，创办了畜牧学堂，从国内外引进马牛羊良种。关外学务局还分别在邓科、雅江、河口设立了蚕桑学堂，招收藏族青年女子学习养蚕技术。
邓科农事试验场（1910年）试验种植的类别有，杂粮类：小麦、黄豆、绿豆、大、小豌豆；菜蔬类有奉天产美国菜豆、奉天产日本极长菜豆等15种外国籽种，还有内地的青菜、白菜、莲花白菜、红萝卜、莴笋、蒜、葱等10个品种；瓜果类有南瓜、核桃、桔子、枣子、梨等。到宣统三年，农事试验场这些品种的试种都已有结果。为了“讲求树艺培植之法，以全种全收为效验”，农事试验场附设农事改良所和分所，讲授积肥、整地、制造农具、改良水田等农事技术。
河口（今雅江县）蚕桑学堂（1911年）由教习周裕文指导学生于每年春季实践采桑育蚕，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其实，早在宣统二年（1910年），关外学务局就在河口学堂试办养蚕，并定为学生等正课之外随意科学，将饲蚕缫丝各法教授给诸生。
蚕桑、畜牧学堂一类的实业学堂，都属于初级的艺徒学堂，办学宗旨重在急学职业，向学生传授手工业技术，“使成为良善之工匠”为目的，以促进地方粗加工业进步发展。
工矿实业教育
兴办实业之初，赵尔丰首先派人到上海、日本等地考察学习，然后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培养实业技术人才。
巴塘制陶学校始于宣统初年的陶艺培训班，1910年升级为巴塘制陶学校，是藏区教育史上第一所典型的实业学堂。该校聘请藏族陶工泽日大吉讲授制陶技术。学堂主要招收附近官话学堂中的贫寒子弟，培养陶工，学生一般学习6个月，实习2个月。学堂制定有《陶业学生规则》，规定学生在学习期间除学习陶业技艺外，还必须学习官话及珠算、识字等课程，借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程度。
巴塘制革厂。川边地方盛产牛皮，1908年12月，关外学务局拨银2.4万两开办巴塘制革厂，从四川省制革厂调用熟练匠人来厂传授制革技术，帮带学徒。同时选派藏族青年到成都学习制革技术，这是川边藏区第一次出区实业培训。巴塘制革厂由边务大臣管理，具有官商合办性质。该厂生产的各种皮革制品，在南洋劝业会展出时，获得超等品质证书和银奖牌。
稻城造纸厂。藏纸生产已经有上千年历史，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早期生产的藏纸比较粗糙，且有一定毒性，产量少而推广有限。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始聘用汉人师傅传授汉地造纸技术，教藏区人民用当地生长的构树、漆树和竹造纸原料造纸。宣统二年，稻城委员冷家骥在稻城试办造纸厂和制墨厂。同年十一月，鸡贡地方也试办了造纸厂。（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 2002年3期）
德格金厂等。川边藏区矿藏丰富，“改土归流”后，赵尔丰拟聘出洋学习矿学之人“周历察看，择其矿苗最旺者，由官设厂”。这一时期开设的矿厂主要有德格金厂、同普铜矿、察隅银矿和毛家沟煤矿等等。当局还明确，举凡开矿办厂之先，莫不先招收附近藏民学习技术，学得技术后，再行上工。（李绍先：《赵尔丰与川边藏区近代教育之兴起》，《文史杂志》2003年3期）
专门学堂
川边藏区在“兴学破愚”中也开办了几所专门学堂。
巴塘巡警学堂。1908年，赵尔丰着令选派委员充任教习，从巴塘、里塘等州县官话学堂毕业生中挑选16～20岁，能通汉、藏语言、诚朴耐劳的藏家子弟入学。每期120名，其中正额生100名，复选生20名为附额，学制三年。巡警学堂仿照内地巡警校开课，学生毕业后给予凭照，分派新设各府、厅、州、县充当教习或巡长；或充当教习，以为开办警政之预备。
川藏电政学堂。康区邮电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赵尔丰镇川边致电邮传部、军机处，强调在川边速设邮电邮政“关系紧要”。当时的成都川藏电政学堂，就是专门为康区电报联通、邮政铺设，为培养电政电务人员的一所专门学堂。
藏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6年），赵尔丰和四川总督锡良等会筹边务情形时就曾指出：宜辟治道路，修建桥梁，安设店站，以广招徕。实际上，此时川省和康区方面已有修建川西铁路动议。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锡良在成都举办藏文学堂时﹐就已把铁路建设列入到了学堂的课程之中。（《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藏文学堂虽在成都开办，但学堂以铸造边徼办事译员与各种实业教习为宗旨，是一所直接服务于川边藏区，影响颇大的专门学校。
川边藏区还以培养师资而成立了师范传习所，以及培养藏汉语文翻译人员而开办的通译学校，都属于专门的职业教育。此外关外学务局还从川边藏区实际出发，在一些初等小学堂内开设了制革科和雕刻绘画科，对学生一方面进行文化教育，另一方面进行实业教育，使学生掌握一种生产劳动技艺，为毕业后谋生创造条件。
川边藏区实业教育带来的社会影响
川边兴学之初，条件十分艰苦，饮食不便，冰天雪地，正所谓 “办学教导之力，实觉内地十倍其难”。所以，1910年8月，赵尔丰奏请朝廷，请奖励边学人员：
窃臣于光绪三十三年奏设关外学务局，即于巴塘、理塘两地有汉民之处，先设学堂数所，令塘民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给以衣服，优以礼貌，联以情谊。……兴学之初，显著成效……查办理学务人员，迄今已满三年，而化梗顽为良善，成绩优著，不无微劳。……兹择其办学勤能，已满三年者数十名，奏请给奖。（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地方政府扶持、关外学务局的统筹规划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像赵尔丰、吴嘉谟这些地方行政、教育官员、通事和老师们“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周历遐荒，多方劝导”，尽心办学，20世纪初期川边藏区新式教育的空前发展是不可能的。
川边藏区近代实业教育的兴办，极大地冲击了川边藏区的封建传统教育，打破了寺院对教育的垄断，推动了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包括实业教育在内 “川边兴学”，不仅是川省清末“教育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堪称是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的开端。
20世纪初期川边兴学，成效显著、成果丰硕，正所谓：
纵横数千里，开草昧而输以文明，群蛮子弟，皆知尊敬朝廷，喁喁向化，每逢朔望，悉排班向阙叩头，与讲忠孝之事，群皆欢欣鼓舞，兴学之功，成效显著。（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川边兴学之前，藏区人民对于“西学”，不仅完全排斥和抗拒，而且也了无所知。清末川边“改土归流”，讲求实业，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不仅把科技、实业和语言作为实业学堂开设的主要课程，而且在讲究畜牧蚕桑、制革陶业类的实业学堂外，第一次为川边藏区社会的改革注入了现代化的因素，如铁路桥梁、电报电话、邮政书局、报纸和图书馆等。这一切，标志着川边藏区现代化的开启，对川边藏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李绍先，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教授；周 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