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教育的标准化
现代学校教育的一大特征是标准化。或许是受工业化中标准化的影响，或许是大规模、可持续运作一件事物的内在逻辑所使然。笔者说不好，反正说标准化是其特征应该无误。标准化不仅体现于考试，还有教材，年级。现代教育中，学校一家独大，其他教育形式高度式微。学校之外的教育机构多是学校教育的附庸。于是教育的标准化覆盖了全社会，严重抑制了多样性。
我们先讨论年级。严格的年级制抑制个性才能的发育，接受能力快的受约束，其抑制和耽搁是显然的；慢的受挫折，其实接受能力慢者中或许有大器晚成者，但长期遭催促、受挫折恐难成大器。就是说，进度一刀切不好，参加工作的时间也不该一刀切，工作中未必不包含学习。我们且举两个人的例子来看看。
顾准，1915年生人。5岁入私塾，7岁转入小学读了三年（加上私塾共计5年），10岁考入中华职业学校初中商科（二年制）。12岁未参加毕业考试就进入潘序伦的会计事务所作实习生，很快学会了中英文打字。13岁加入该事务所办的会计夜校，读了半年的簿记，主要做文书工作。15岁承担了五口之家的全部生活负担。16岁是因夜校学生太多，潘要他任教，因学生嫌他年轻只好找他人替代，但第二年（17岁）再次上任并站住脚。业余自编讲义，为此阅读银行学、会计学、银行实务和经济学，读过马凌甫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自言“英文勉强能读会计书，又初步学了日文”。1934年（19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编写的《银行会计》。顾准说：“1932年（17岁）以后……我已经跨过了我的启蒙时期了。”（顾准，2002，3—19）
我和周孝正兄曾同老友丁学良聊天。周问丁小学读书情况，丁说不记得读过几年，当时几个年级的同学同在一个大教室里，老师一会儿给这个年级的同学讲讲，一会给那个年级的讲讲，“小丁”稀里糊涂地就都明白了，被送进中学。日后由工科转文科，最后拿到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
二人的经历当然都是当时的条件所迫，但是如果正规起来，按部就班，顾准还是后来的顾准库存股？丁学良还是日后的丁学良吗？都颇成疑问。正规的教育最适合的是中庸者，捷足者和晚成者的发育轨迹都将被迫改变，不能充分展开他们的潜力，而能力低于中等水平者一定会受挫。大面积的少年受挫，后果殊难预料，但大多不会是福音。盖托说：
你们也一定知道，我们的计算机产业是建立在一批辍学者的远见卓识之上的；……我们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都是辍学者。（盖托，2009,189）
这些辍学者成功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或许是共同的，他们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兴趣上。盖托说：
破坏连续的时间是大规模教育的一个重要武器。……没有连续的时间，你无法总结整理扔过来的知识碎片。（同上，147）
每天的时间被分割成不同的课程，对很多人未必不合适。问题在于人是不同的，让所有的孩子就范于时间分割化的程序中，大约会扼杀一些天才少年的创造力。
我们再谈教材的标准化。
在我心目中，汪曾祺的文笔绝对在为数不多的国手之列。他幼时受教的路径如何呢？他有一部小说《徙》。他说过，小说主人公高先生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小说中这样写道：
他要求在部定课本之外，自选教材。他说教的是书，教书的是高北溟。“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过的，我才讲得好。”他强调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他也讲《苛政猛于虎》、《晏子使楚》、《项羽本纪》、《出师表》、《陈情表》、韩、柳、欧、苏。集中地讲的是白居易、归有光、郑板桥。最后一学期讲的是朱自清的《背影》、都德的《磨坊文札》。他好像特别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个学期内把《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都讲了。他要把课堂讲授和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课上讲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时把白居易的新乐府全部印发给学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主要的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学生看了，很有兴趣。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
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教师一个样。物质食粮于身体如是，文化营养于精神何异？
鼓励多样的学习方式
学校垄断了教育的最大弊病是灭绝了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中国现行的教育模式是从西方过来的，因此中西都存在这一问题。西方的学校的大系统之中还存在着多样性，而中国学校之间也差异甚小。因此可以说，在教育方式与风格的单一性上，中国首当其冲。
学校垄断教育的问题是显然的，但改革的思路却大相径庭。毛泽东推行不破不立，他破得痛快，最终一无所获，只好任由后人复辟和回归。教育改革的思路应该是不立不破。如果我们建立不起有生命力的教育方式，何必急于打碎旧的制度呢？如果我们建立起这样的方式，破旧还是需要操心的事情吗？立的思路不是实验，实验有自上而下的计划的味道。它是自下而来的真实的教育活动。如果我们的社会宽容了这样的教育活动，就将慢慢形成了一个非单一的生态。让多样的教育形式在共生中对比，由受教者用脚来投票。别样的教育方式可以是现行方式的小的改变，也可以是全新的异类。
南方科技大学企图开创一种新的教育方式。最近听说有进展了，我不知算不算好消息。我的看法是，他可以选择一条更为决绝的、特立独行的道路。索性不加人教育部的招生系统，完全是自主招生。发授不被教育部承认，因而暂时接受范围极其狭窄的学历。自己努力培养人才，争取早日让用人单位青睐他们的学历。首要的难题是招生，有没有学生和家长愿意和他们一道去承担风险。应届的高三学生中总分不理想、但真实潜力优秀的分子一定不乏其人。重要的是如何打捞他们，说服他们走上风险之旅。初创期必是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此道路一定坎坷。在现行系统外，肯定要比系统内，更有望成就异类。中国的教育需要异类。
当代私塾与读经的小学校的新闻，几年来不绝于耳。读经的争论也曾热闹过。我对读经的方式不置可否，但我愿意看到这类教育机构的成长发育。因为我们没什么可丢的。我们现行的教育系统是令人绝望的。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一个孩子加入到无数人参与的竞争中，将自己打造的和别人一样，有什么前途？还不如学点同龄人中稀缺的东西。日后他自然还要到社会中补充生活的必要技能。说不定早期的经文和后来入世的知识会发生某种融合。
自西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的中学校就有男校、女校、混校三种形式。文革后期终结了男校、女校的历史，以后统统是男女混校。近年来又有呼声成立女校。我赞同这一主张，也赞同恢复一些男校，我不是赞同一统的性别分校，而是希望看到三种学校共存：男校、女校、混校。人的性格天生就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笔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果大家的性格开始趋同，这意味着某种资源的枯竭。好的教育不应该宽容而不是抑制各种性格。每一种性格都不意味着优点或缺点，而是特点。不同的人在社会上有不同的用场。龚自珍说：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的教育拘于一格。晚清如此，民国好了很多，今天在这个维度上连晚清都不如。教育要从多方面“破除一格”。三种学校并存，是维度之一。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村庄学校中的学生数量锐减，同龄人数常常很少。以往的办校方式受到挑战。面对这种新局面，教育部出台了“撤点”、“中心校”的政策，即撤消了一些村庄中的学校，将学生统统转移到镇里的中心校去读书。于是出现了交通问题，交通费基本是家庭自己埋单。孩子太小，家长常常不放心，有些母亲便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到镇里租房陪孩子读书。对“中心校”的政策我不敢苟同。不仅因为这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宗旨，这宗旨是不允许增加家庭受教育的成本的；这政策破坏了很多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还因为它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大旗下，强化单一的教育方式。人民的居住、生活的方式从来是不一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职能部门，不能为了提高自己工作上的某一指标，就改变公民的生产方式。孩子不能离开父母，如此安排恰恰是最不懂得教育为何物。超小型小学校没什么不行，没什么不好。师资的困难可以靠轮转来解决。超小型小学校是一种风格，此中成长的人别有一种性格。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多一种性格而为之辩护，是反对人为地、强行地改变公民的生存方式，教育方式是附着在生存方式之上的。
我们总是将初中以下的辍学行为污名化。西方社会强制实行义务教育，不学习是犯法的。我觉得强制义务教育是双刃剑，其积极面是促使政府保证各地教育条件的落实，其负面是强化了学校对教育的垄断，催化了现代社会的单一化。理想的状态是，保证教育条件的提供，愿意的人在初中以下的学校读书没有任何顾虑，但是不愿意的人可以不参加，在社会上他们同样可以增长才干。我怀疑一个不愿意在学校读书的人，能够在那里学到多少东西。我愿意将必学的时限从初中毕业提前到小学毕业。
我们社会中虚假的东西太多，不可能不捆绑学习。只有当大家开始真实的学习后，人方有才干性情，社会才非泡沫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