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就在部队中组建了篮球队，还考虑要组建一支足球队，设想是球队不脱离战斗，在部队休整时给战士们打表演赛，既能增强战士体质，也是部队休整时的一项娱乐。但由于抗战后期战事紧急，贺龙率领的部队很快就投入到收复失地和对抗国民党进攻的战斗中去，因此这一想法没有成为现实。直到解放后，才迎来实现的机会。
主政西南，组建两支劲旅
1949年，贺龙奉中央军委之命，率部解放大西南，其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清除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剿匪战斗，西南地区基本稳定，贺龙手下的主要部队进入休整和训练阶段。局势安定下来，贺龙就着手组建足球队。
贺龙先是从部队中选拔体质好，跑得快，有一定运动基础的干部战士，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初时，许多队员甚至还不懂得足球运动的基本规范，只是拼命三郎般地抢、踢，谈不上技术和战术，足球队的水平不高。尽管如此，足球队在下部队打表演赛时，还是给广大官兵带来了欢乐。
贺龙盘算，只有部队这一支球队还不行，要在地方再成立一支球队，两支球队势均力敌，龙虎相争，才能提高水平，打表演赛也会更精彩。同时，地方也的确需要组建一支球队。于是贺龙在西南区又组建了一支足球队，队员多由高校中热爱体育运动的学生组成，其中有些人还经过一些足球训练。这样，两支球队在打比赛时，虽然水平都不算高，但毕竟在伯仲之间，每场比赛的竞争都相当激烈，吸引了许多观众。足球运动在西南地区很快就普及开来，贵州、云南等省及各大城市都组建了一些非专业的足球队。在一些高校和中学里，足球队也普遍建立起来。在当年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种说法是“四川人能踢足球”，这其实有着贺龙主政西南时的功绩。
贺龙组建的部队和地方两支足球队，和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是很低。贺龙眼光远大，知道中国人要有志气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为了经营好西南地区足球这块“实验田”，属意从海外引进教练员来训练足球队。贺龙了解到，香港有一個被当地人称为“球王”的李惠堂，不但足球踢得好，还懂得训练队员，对世界足球发展趋势也比较了解。贺龙就请与李熟悉的林绍洲给香港“球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是贺龙将军亲自聘请他来西南军区部队足球队（当时还延用旧称呼——“战斗队”）当足球教练。为了表示惜才重才的诚恳，信中还表示：由于香港生活水平高于西南地区，为了不使李先生的生活水平下降，给他的薪金数量由他自己报，要多少给多少。
可是，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刚刚解放，李惠堂不了解大陆和解放军的实际情况。李惠堂接到信后犹豫不定，找朋友权衡一番，最后还是决定不来西南当足球教练。贺龙得知消息，很是遗憾。
贺龙把选优秀足球教练员比喻为选好“帅”，下决心一定要在国内寻好“帅”。他告诉部队和地方从事体育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去看足球比赛，观看时脑袋里要有一根弦，时刻注意观察，发现“苗子”就要向他汇报。
1953年全国青年足球赛上，战斗体工大队副政委陈居江率队参加比赛。他发现，上海青年足球队教练镡福祯，教练有法，指挥沉着冷静，训练足球队员有一套章法。陈居江对镡福祯做了一些了解。原来镡福祯原籍辽宁黑山县，曾在冯庸大学体育部和东北大学读书，1936年毕业后在天津北宁铁路任职，以他为中锋的北宁足球队在参加天津第一届国联赛时，击败了英、德、意、白俄等所有外国队伍，第一次打破了外国足球队称霸中国的局面。从此，几乎每次参加国际性比赛，北宁队都捧杯而归，称霸一时。解放后，镡福祯在华东第一针织厂总务科任副科长。陈居江向贺龙汇报了镡福祯的情况，贺龙决定请镡来西南军区足球队当教练。当时镡已经是科长，每月有50元工资，厂里分配的住房条件也比较优裕，他不愿离开华东。贺龙向陈居江表示，要做镡的工作，并可承诺镡到西南来后，生活待遇只会更高，决不降低。镡在贺龙求才若渴的感召下，举家到了重庆，当了战斗足球队的教练。在镡的训练下，战斗足球队一时称雄于中国足球界。
随着大区的撤销，西南军区足球队解散，其中一些主要队员到了国家队，并成为骨干。在他们的“传帮带”之下，才有了后来的一大批足球新秀。后来，贺龙指示，不仅要有国家足球队，还要有青年足球队，各地方也要组建足球队。贺龙在西南主政时选拔的足球队员大多成为各地足球队的骨干，新中国的足球事业由此打下基础。
任国家体委主任，亲自抓足球
上世纪50年代，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在贺龙的亲自主持下，中国的乒乓球水平上去了，羽毛球水平也上去了，在世界上有了一定名气。可是当时中国足球的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差得远。贺龙认为，世界各国一般比较重视足球，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如果足球运动水平不高，即使其它项目再强，也被人看不起。因此，贺龙为中国足球翻身，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贺龙知道，包括足球在内的一切体育运动，都有发展规律，不是靠一时心血来潮就可以搞上去的。贺龙力主派遣足球队员去外国学习，称之为“走出去”。周恩来、陈毅都支持他的意见。这样，“走出去”便成为当年中国发展足球运动的一项既定政策。
派足球队员去哪个国家学习？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所以中国要外派足球运动员，只能选择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苏还处于友好状态，苏联主动提出，可以吸收中国的足球队员去学习。但贺龙认为苏联足球并不是最好的，他们的技术和战术已经比较落后了。贺龙决定派运动员去匈牙利，当时匈牙利足球运动水平很高，曾获得奥运会冠军。1954年，国家体委派出青年足球队，由柯轮带队，远赴匈牙利学习。这样，中国足球队的水平有了一次飞跃，不久即成为在亚洲数一数二的足球队。
尽管中国足球队在当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贺龙要让中国足球称雄世界。贺龙多次说过，我们的足球队，不能只是“打内战”，也不能只是在亚洲踢球，要和世界上的强队较量。当时贺龙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有很多外事活动。贺龙趁此机会，每次外事活动上都打听外国哪个足球队强，能否安排与中国足球队比赛。1955年7月17日，贺龙率代表团前往波兰，参加波兰成立十周年纪念典礼。在出发之前，贺龙就了解到，华沙足球队水平较高。因此，贺龙要求中国青年足球队随他去华沙打比赛。为了和对方的名称对称，贺龙还指示，中国青年足球队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前去。
经过外事部门筹划，在庆祝波兰成立十周年典礼的开幕式上，安排了这场比赛。8月1日，北京足球队与华沙足球队展开了激战。中国足球运动员们得知贺龙在看台上，士气高涨。开战后不久，北京队攻进一球。贺龙非常兴奋，用力地鼓掌。此后华沙队踢进一球，北京队又踢进一球，战局成二比一，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当然，中国运动员的水平还是比对方差一些，体力也不及对方，到下半场，华沙队发起猛攻，频频射门，连进两球。最后，北京队以二比三败北。
这场球虽然输了，但是贺龙十分满意。他看到年轻的中国足球队员不畏强手，敢打敢拼，竟然也能踢进两个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特别是一些队员不仅积极主动，而且在技战术方面已经适应了欧洲的先进踢法。贺龙特别注意到守门员张俊秀，在整个比赛中沉着、机动灵活，以准确的判断和敏捷的动作，接住了许多险球。比赛后，张俊秀被波兰《体育报》和竞赛委员会评为“第一守门员”。波兰的《人民论坛》以“北京球门——‘中国之龙’”来赞誉张俊秀，并说张是“攻不破的‘万里长城’”。为了表示鼓励，贺龙亲自提名，张俊秀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年的中国，这是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
为了尽快提高足球运动水平，贺龙想到，除了“走出去”外，还要请外国优秀教练员来中国。贺龙称之为“请进来”。贺龙认为，匈牙利的教练员水平也是一流的，于是挑选了一名水平最高的匈牙利足球教练来中国。贺龙又考虑，还必须请另一种风格的教练员来，使两种风格有所对比，才能取长补短，全面学习足球运动技术。因此，又请来了苏联教练员。
经过两种风格外国教练的训练，当年的中国足球运动队水平很快就提高了一大截，在亚洲已经是一支强队了。1956年中国足球队访问印度，战胜了印度全国冠军莫罕巴根队和印度国家队，而此前莫罕巴根队才刚刚横扫了东南亚球队。一时间，中国足球队让亚洲体坛刮目相看。
1956年2月中旬，贺龙正在上海视察，适逢南斯拉夫国家足球队来华访问。南斯拉夫队曾蝉联三届奥运会亚军，实力很强。贺龙听说后，就主动安排中国青年队与南斯拉夫队比赛。确定下赛事后，贺龙接见了全体队员，对他们说：“不要怕，要有战胜对方的勇气和信心。”在上海的这场比赛上，中国青年足球队确实发扬了敢打敢拼的风格，尽管对手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强队，但中国青年足球队仍踢进对方两个球，虽然最后以二比四输给了对方。比赛的第二天，贺龙又接见了队员。见面时，一些队员们耷拉着脑袋。贺龙说：“怎么都像霜打了似的？不错嘛，南斯拉夫是實力很强的队，你们赢了他们两个球，特别是下半场，打得有后劲，很不简单嘛。现在，你们要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当年，贺龙特别重视中国青年足球队，他认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在青年身上。而中国青年足球队也没有辜负期望，水平提高得很快，就连国家足球队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在此情况下，贺龙及时把青年足球队的队员输送到国家足球队去。当年，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员是戴麟经。贺龙的原则是，要请外国足球教练来中国执教，但主教练要由中国人担任。因为中国人比较熟悉自己的国情，熟悉自己的队员，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戴是上世纪30年代的足球宿将，在他的带领下，中国足球队的球艺提高很快。1957年，中国足球队在世界足球锦标赛的预选赛中，仅以一球之差负于当时的世界强队印尼队。1958年，北京队和“八一”队在与第十六届奥运会冠军苏联队分别对阵时，两场均打成平局。1959年，中国足球队战胜匈牙利国家二队，此后不久又力克瑞典“尤哥登”队。同年，在“中、苏、匈”三国对抗赛中获得亚军。接着，在“中、朝、越、蒙”四国足球友谊赛中获得冠军。中国足球队一时成为世界强队之一。这是在新中国体育运动史上，中国足球队进步最快、最辉煌的时期。
足球运动走下坡，贺龙主动承担责任
但是，中国足球从1960年起开始走下坡路，1961年、1962年，下降得更多。到后来，竟在与缅甸、巴基斯坦、印尼弱旅棉兰队的比赛中都打输了。面对这种情况，贺龙火了。在1963年6月26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上，贺龙说：“我们有自己的好东西，有自己的特点、特长，不能都学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足球队自1960年起走了下坡路，现在我们都不敢派队出去了，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了，还怎么出去？”他要求足球运动员保持勇气，同时要有虚心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态度。
贺龙自己也带头保持虚心态度。1963年5月5日，贺龙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卢森堡名誉体育总监哈姆斯。贺龙说：“我们还有些办得不好的。二十七届乒乓球比赛（世乒赛），把我们的女队打掉了。乒乓球运动本身有两条腿，男队和女队。现在男队可以，女队不行，只有‘一条腿’。”哈姆斯说：“阁下，我想，体育运动不从比赛的结果来看，而要从人的健康来看。当然你们人口很多，但不要过低估计你们的成绩。”贺龙说：“友谊重于比赛，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这是国际方面。在国内方面，主要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可以看出，贺龙在体育运动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虚心的态度。
贺龙有一个基本思想：中国足球运动员要把两条腿练得像两只手一样，只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才有希望称雄世界。贺龙在与哈姆斯的谈话中提出了这个想法。
哈姆斯问：“在群众里，足球运动如何？中国人体格好，聪明，一定能做出成绩。”贺龙坦率地说：“不行。”哈姆斯说：“你们可以培养。”贺龙提出：“培养？右脚踢，左脚不踢。足球动员应该两条腿练得像两只手一样，这需要再过10年到15年，要有一个过程。”
对于中国足球水平滑坡，贺龙主动承担起责任，说是自己放松了，没有一直抓下去。贺龙把这些话当着足球运动员讲，可见其磊落和真诚。1963年11月10日，在雅加达召开了新兴力量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共获得66块金牌，打破了几项世界纪录。但是足球没打好，中国足球队负于乌拉圭队，没有进入前四名。出征之前，贺龙交给他们进入前三名的任务。回国之后，贺龙知道足球运动员情绪低落，就把他们找来谈话。贺龙没有批评运动员，而是引咎自责：“不能怪运动员。运动队没搞好，我这体委主任有责任。”
三管齐下抓足球
贺龙认识到，抓足球，不能临时抓或者零碎地抓。他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系统地抓足球。
首先是抓“小足球”。贺龙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小足球队》，通过这部电影，想到要从小孩子抓起，中国足球才有希望。从那以后，贺龙处处宣传《小足球队》，还推荐给许多中央领导同志。1963年6月，贺龙责成国家体委、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贺龙期望，通过开展小足球活动，打好中国足球运动的基础。贺龙的第二项措施，是指示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1964年4月，会议在北京召开，对足球水平滑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改进意见。之后，国家体委发出文件，确定在北京等十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
贺龙最重要的措施，是足球也要讲政治。中国足球为什么抓上去一段时间后又下降了？贺龙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足球运动员的思想不过硬。贺龙多次讲到，过去打仗讲政治，今天踢足球也要讲政治。贺龙要求足球运动员向解放军学习，为此特意向罗瑞卿打了招呼，要派中国足球队去“硬骨头六连”学习。“硬骨头六连”在战争时期，用刺刀杀出了英名。贺龙要求足球队，就在这个连队里整顿作风。贺龙激励运动员们：“修这样多球场，总打败仗，我们七亿多人口，几个足球运动员就找不到？”贺龙鼓励大家，要有志气，不怕“蓝眼睛”，打败“蓝眼睛”。
经过努力，中国足球运动水平又迎来了一次较大的回升。按照贺龙的指示，在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后，重新组建了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1966年底，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国家足球队取得了亚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