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材料、方法、意义是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三个要素，也是历史研究的三种不同的境界。若以历史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①那么，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就是能够体现“人类过去事业”的一切事物；基于这广泛的材料，历史研究的方法也相应的丰富多彩，历史研究的意义也便产生深刻的内涵和影响。所以评价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情况，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最基本要素进行观察和分析。
近百年来西强中弱的历史现实，造成了记忆中的扭曲的“历史意识”，而这样的一种消极意识似乎一直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基于这样的认知前提，中西交融的过程始终是存在着和“强势意识”相关的一些问题，而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在“强势意识“面前，中国历史研究相对于西方的历史研究始终显得有些落后，落后就要借鉴与学习，从而渐渐忽略了自身的本土创新。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或深或浅的差异，这样的借鉴与学习一般是从材料与方法、理论这样的层面上开始的，而无法触及深刻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历史研究也渐渐显得琐碎。相比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在方法与理论这些层面的发难来说，这种历史研究的琐碎及其对历史研究意义的漠视，似乎对历史学的挑战更是严峻而深刻。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其提出的“以收缩为扩张”的史学发展方式不仅将中国历史学所用有的材料及其所对应得各学科从史学中次第析出，而且同时引入了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进入史学研究之中，这种扩张开阔了史学的视野的同时，丰富了史学的研究。但是这样的方式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第一代新史家因援‘原始材料’的观念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权威性。其次，在他们引介其他学科进入史学的过程中，渐次暴露了史学无法自主的弱点。……第一代‘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便如清兵入关，不可收拾。史学终落得是名副其实的史料学。关于这一点，傅斯年必将大出意外，原来傅氏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实基于史实不证自明的信念，而今日的史料学却是将历史的诠释权拱手送给其他学科，自己却沦为资料的提供者。第一代新史学移植的成功，无形中鼓舞了中国史学和西学与时俱进。自此，西学若有风吹草动，中国史学必将随之起舞。”②这样的问题，就像上面所关涉到的“史观派”新史家与“史料派”傅斯年的冲突一样，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对抗而一直困扰着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
王学典在评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时认为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对抗是“后经学时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漫长冲突的余响，而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抗便是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史。他认为史料考订派的实证追求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旨趣与“无征不信”的古文经学即汉学特别是乾嘉学派一脉相承，史观派的阐释取向与经世情结与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亦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③这就从中国传统史学的传统中为史料派和史观派找到了方法和意义上的源流。而许冠三则为史料派及史观派从西方史学中找到了联系。他认为“史观派与史料学派，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④这就说明了这两个学派同西方“科学史学”之间的联系，但同时又说明了这种关系的一种扭曲。“史料派坚信，科学之为科学，本不取决于研究对象，大如天文地理，小如一虫一草，如能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都能成为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材料，历史学当然如同地质学，生物学一样也是科学。与史料考订派对‘科学’的理解相反，史观派坚信，一门学问科学取决于其研究对象是否客观、实在，取决于认识与对象是否完全符合。”因而在史观派看来，“历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它能从对象中发现‘公理公例’、‘物则天序’、‘因果通则’、‘普遍的法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并借此把历史井然有序地叙述出来。所以，史观派强调只要‘理论（史观）科学，历史研究就能科学。”⑤从上可以看出，科学史学在西方是自成系统的一种模式，而在中国化的背景下，它却面临着一种分化，割裂甚至是扭曲。
客观史学代表者兰克明确了的史料运用原则、“内证”和“外证”并用等方法和理论已经被中国历史研究者认可并运用到实践过程中，然而，对于兰克这些方法、理论及其著史的初衷，学者们却往往忽略了。“促使兰克撰写历史的一个直接起因，是他发现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与法国政治家康明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有着巨大的差别，他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有趣味。更深层的起因源于兰克的宗教观，他认为历史上‘没一项行动证明上帝之存在，每一个重大时刻也证明此点，而最有力的证明是历史的关联性’。对上帝的信仰促使他去发现历史的真实，即上帝存在的真实显现。只有当兰克对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清晰地理解，寻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他才能以自己的意志，遵循上帝的意图，平安的走在信仰的旅途中。由此可见，历史研究或阐明事情的事实情况成了体现兰克的宗教信仰的一种方式，他要通过分析历史上的某些个人的人格来净化自己的人格，表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虔诚。只有当兰克的信仰与实践结合为一体，太才可能持之以恒地从事历史研究这项伟大工作。”⑥这段分析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方法和理论总是受着一番意义的影响，没有了意义，方法和材料便可能会趋于机械、消极。同时，我们如果不了解历史研究者对这样意义的追求的话，那么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也就只成了一种机械的模仿。
钱穆对时人治学状况有过如此评价：“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⑦这就将我们从材料研究，方法研究的浅层次分析上而引入到一种文化的、意义的价值的追求与探索。
回过头来，重新来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情况。首先，应该放弃那种虚无的乐观和批判，把这段历史及其历史研究的状态放在纵向和横向的全方位观察中给以重新的定位；其次，在这样的观察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材料和方法”分析的基本层次，应该提高对历史意义的探索与追求。我们要承认，在借鉴西方史学方法过程中，我们对于那“一番意义”的忽视，而从更深层次上与其互动，以免丧失了本土文化的创新。
注解
①鲁滨逊（美）：《新史学》，何炳松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1页。
②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收于《历史方法与历史解释》。
③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2—3页。
④许冠三：《新史学90年·自序》。见引于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4页。
⑤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5页。
⑥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2第212—213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2001年6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