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关键词:毕沅;幕府;官方史学;私家修史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清史研究;李金华(1971—),女,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朝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5BZS001
中图分类号:K313.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131-07收稿日期:2009-08-21
清代乾隆朝,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朝经过一百多年的政治建置和经济发展,呈现为一个古代王朝之标准的“盛世”阶段,社会文化也展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其中史学的发展,具有许多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典型特色,例如十分突出的历史考据学成就、繁荣鼎盛的官方修史举措、章学诚所进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探讨等,这些在史学界都已有过不少论述。将之合一总观,会形成对清乾隆朝史学发展整体状况的多彩画面,官方史学建设与私家治史活动,各得一番秋色;扎实的历史考据与史学理论的研讨,均有卓然成就。然而诸多史学活动之中,还有一项典型的事例未得到学界充分注意,即毕沅幕府的修史活动,其史学成就、地位以及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必须置于乾隆朝史学发展的总体结构中予以分析,才能得出清晰的认识。
一、毕沅幕府修史的背景:乾隆“盛世”史学的发展结构
清代乾隆时期,经济比较繁荣,政局相对稳定,国家综合实力超越以往,实际管理的疆域相当广阔,加之文化事业的隆盛,可以按古代旧有的标准算做一个“盛世”。中国古代至清乾隆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而于此时进入一个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其中史学遗产的清理和总结,是整个文化遗产大总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的史学,早就具有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轨道上互动发展的特点,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记载连续、史书形式多样,因而史学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乾隆时期史学的大清理、大总结中,官方史学、私家史学各扬其长,互补互动,也相互排抑,形成各有侧重的特色。对此不能各自单作个案的研讨,而应当予以总体发展结构的分析,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其中种种史学现象的地位和意义。
乾隆“盛世”史学的发展结构,可以按照不同主体将之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官方史学,第二是别开生面的私家史学,第三是在官、私之间凸现出来的幕府修史。此处先概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分野,随后再以毕沅幕府修史为例,分析其性质与意义。
(一)清朝官方史学发展到乾隆年间,已经形成修史馆局组织严密,收拢人才众多,皇帝亲自参与、督导,规模和题材迅速膨胀与扩大的局面,并且提出了较系统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完全处于超越私家史学的地位。至《四库全书》的编纂展开之后,官方成为传统文化与传统史学的大清理、大总结的主力,带动了史学的整体发展。乾隆时期官方史学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几乎囊括了这一阶段史学著述的各种类别。
1. 关于以往史学成果的盘点、总结与评析。这主要表现于大型解题性史部目录学著述,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是传世至今影响最大的成果。其中既对史书的版本、体例、内容、流传状况作了叙述,又考订其史料来源、可信程度,更评议其学术价值、思想倾向。由于著录史籍众多、范围涵盖全境、通贯古今,达到了从官方角度全面总结已有史学遗产的效果。
2. 关于本朝史的记述与编纂。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根基,在于本朝史事的当时记载与进行本朝史籍的编纂。清朝至雍正年间,就稳定地形成由起居注、实录、圣训、国史、方略、会典、功臣传、一统志等几大系列记史和修史的格局,乾隆朝更有所扩展与深化,编纂了《皇清开国方略》、“清三通”等公之于世的著述,从《大清会典》中分出《大清会典则例》以详载施政史实。常设国史馆,扩大纂修本朝纪传史规模,并且将具有创新意义的《贰臣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单行刊布,掀起了纂修本朝史一场颇有声势的高潮。
3. 大量地编纂系统、完整的历史著述。乾隆朝官方纂修史书超过60种,占全部修书数量的二分之一,其中卷帙在100卷以上者20种左右,这尚不包括《御览经史讲义》、《春秋直解》等包含历史内容的书籍以及各衙门大量的《则例》。这60余种史籍内容丰富,种类齐备,在《四库全书》的史部之中,充备于史钞与载记类之外的13个类目。这样兴盛的官方修史局面,居于古代所有帝王皇朝的首位。其中《明纪纲目》是在官修《明史》刻印之际,按《资治通鉴纲目》的方式编纂明朝史事,重在书法、褒贬,贯彻“《春秋》大义”。后又纂修编年体纲目类通史《御批通鉴辑览》,对历代史实予以评断。其他如因《续文献通考》扩展为“续三通”,进而分立出“清三通”;阅明朝《宫史》一书而敕修《国朝宫史》;因平定新疆而编纂《西域图志》,立足于实地勘测且与文献考订相结合,开史地学研究新风;编纂《热河志》、《河源纪略》、《日下旧闻考》、《满洲源流考》等,均有很高的学术性,官方修史的触角向各个领域伸展,将原先许多私修史项目的续作揽入官修范围。
4. 对历代史事作出评断,阐发史学理论。官修《御批通鉴辑览》以及清高宗在其书开头的批语,重新审视从上古至明末的历史,申明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历史正统论。历史评论的重点是君德、臣节、政务是非问题,彻底地贯彻儒学名教思想体系。例如贬斥狄仁杰原为唐臣,又在武周政权身居要职,乃丧失气节,“后世反以复唐之功归之……是非倒置,莫甚于此”[1](卷53,清高宗批语)。《御批通鉴辑览》将明末“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附记南明唐王、桂王政权事迹,并不称其为“伪”政权。诸如此类的论断,当时皆具有轰动效应。清高宗的历史评论表现为全方位地出击,除上述批语外,还撰写大量文章、发布谕旨以及创作系列性的诗歌,反复申述其主张,对上古至当代的重大史事几乎皆确定了议论的基调。
清高宗于论述史学理论与史书编纂之中贯彻彰善瘅恶、信今传后的准则,强调史学的经世致用、匡助政治的作用。特别对本朝国史的编纂作出许多具体的指导,如列传的“瑕瑜互见、功过不掩”,《贰臣传》的设立,编纂人物表的方法,声称“作史乃千秋万世之定论,而非一人一时之私言”[2](卷35,《读金史》),从朝廷的角度对传统史学思想作了系统性的总结与发挥。
5. 史籍的辑佚与考订。官方编纂《四库全书》本由从《永乐大典》辑出佚书引起,四库馆在辑佚上投入很大人力,辑出的历代佚书数量巨大,其中著录于《四库全书》的史籍41种,包括《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史纂误》、《直斋书录解题》等具有重大价值的史著,业绩辉煌,不容否定。
(二)面对官方史学的强势,乾隆朝的私家史学的发展空间大打折扣。对传统史学作总体总结与盘点,工程浩大,头绪纷繁,私家个体难以与官方组织化的编纂活动争锋。本朝史的记述与编纂,受政治的挟制与资料的限制,私家皆难于过多染指。评论历史,则有违背皇上“圣谕”的风险。从汉朝到明代,私家编撰了诸多系统性历史名著,学术水平压过官方。但清乾隆时期形势大变,朝廷利用官方人力、物力、资料、名分的优势,在清高宗亲自督导下多方开辟纂修项目,挤压了私家的修史空间。而且许多著名学者被官方各个修史馆局任用,没有充裕的时间完成系统性大部帙的史书编纂,如邵晋涵很具史学造诣,精力多耗于《四库全书》馆内,终于未能实现个人重修《宋史》的素愿。整个乾隆年间,以个人之力作出系统历史著述和予以史学理论探索者,除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外,其他成果均远逊于官方的史著和史论。
这样,私家史学最有可能的发展之处,是历史考据,以及与考据相联系的具体历史文献整理、史籍辑佚等领域。恰好自清初以来,拯明末治学空疏之弊,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禹贡锥指》等成为影响很大的典范,私人著述的扎实考据学风渐行造就,乾隆年间遂出现大批考据大家。在史学方面,惠栋《古文尚书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大昭《三国志辨疑》等皆为享誉弥久的名著。在汇编历史文献和为以往史书补编典志、史表方面,私家史学的成绩也十分卓著,钱大昕《元史氏族表》、钱大昭《后汉书补表》、练恕《后汉公卿表》、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等,均具深湛的考据功力。此等学术活动延续下来,至嘉庆初撰著完成的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等,亦被人称道,与许多乾隆年间的著述一起成为当时治史成就的代表作。
私家史学在学风积累、官方挤压、文字狱影响等多种因素制约下,发展成为学术精深、范围广泛的历史考据,使传统史学别开生面,在一定意义上摆脱史学为当朝政治服务的附庸地位,取得相对的独立价值。个别历史考据虽显得零碎,但总和一起,则构成对史学遗产从微观角度的大清理、大总结,与官方既相辅相成,又受有排抑,这是乾隆朝官、私史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在史学的清理、总结框架下,形成经营领域各自稍有分野的不平衡结构。这种结构关系,催生了另一修史主体的萌动——官员幕府的修史,其典型范例就是毕沅幕府的修史活动。
二、毕沅设置的“文化幕府”
毕沅(1730—1797),字秋帆,又字纕衡,自号灵岩山人。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大体与清朝比较强盛的乾隆时期相终始。其祖上由安徽休宁迁到江苏昆山,后转徙镇洋,即今太仓。在这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之乡,毕沅自少年即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和治学熏陶,除学习举业之外,他19岁即曾向大学者惠栋问学、求教。史料记载:“公叩门请谒,问奇析疑,徵君(惠栋)辄娓娓不倦,是经学日邃。”[3](P4)21岁得以拜诗坛领袖、著名文人沈德潜为师,因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底。乾隆二十五年(1760),毕沅以一甲一名进士,任职翰林院,时年30岁。后为《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官。此后,毕沅官运颇为通达,历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河南巡抚、山东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前后二十多年,成为清代著名的封疆大吏。
毕沅虽身居高官,但具备崇重学术的价值观,始终不减学者的气度和素质。他“从少至老,无一日废书”,“少嗜著述,至老不辍”[4](P2104),公事之余,主要精力和兴趣在于治学。毕沅学问渊博,治学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经学、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子部书籍、金石考古等,辑佚补缺、校勘考释,这些在乾嘉时期均为私家学术发展的主流,因而颇具声誉,时人评价他“于经义、史籍、天文、地志、下逮百家、杂技之类,俱通贯而纂辑之”[5](王文治《灵岩山人诗集序》)。
出于对学术事业的崇重,毕沅甚喜结交当时的学者,并且周济寒俊,礼贤下士,延揽人才,组成以治学和编纂书史为主要活动的幕府。后人赞称毕沅“爱才若渴,汲引后进,惟恐不及”[6](P214)。当时著名学者诸如精于历史文献与宋史的邵晋涵,经史博通的孙星衍、凌廷堪,史地学家洪亮吉,文字学家段玉裁,狂狷学人汪中,诗人吴泰来、庄炘、方正澍、黄景仁、杨芳灿,金石学家钱坫,书画家黄易,书画学家钱泳,书法和篆刻家邓石如,文史学者严长明,文史理论家章学诚等,皆曾入毕沅幕府。
毕沅幕府处于乾隆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1. 幕府的组成,不是依赖幕主对幕宾的雇佣性关系,毕沅与学者的友情关系,以及对学者慷慨的周济与馈赠,才是其幕府组成的纽带。这与乾隆时期的幕宾帮助幕主编校书史相类,但毕沅幕府成员间大多出于知遇情义,如同宾朋,出力多少并不与收益对应。洪亮吉称毕沅“爱士尤笃,闻有一艺长,必驰币聘请,惟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4](P2106)。这里所说的“来则厚资给之”,显然与参与修书的工作数量无关。在众多文献、笔记中,记述着毕沅接济许多文人、学者如黄景仁、程晋芳、汪中等人的轶事美谈,尤其是对本来贫寒的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馈赠十分厚重,邓石如居幕中三年后告别归乡,所赠银两足以令其购田建园(即今位于安庆的铁砚山房),一举成为富户①。著名考据学家孙星衍为幕府中的奇才,但“恃才傲物,目无余子,浅学者动遭讥詈,同辈不能堪,欲群殴而攻之”[6](P252)。为了平息孙星衍与幕中同僚的矛盾冲突,毕沅“因别构一室处孙,馆谷倍丰于前,诸人益不平,亦无如何也”[4](P2106)。毕沅从崇尚学术文化的意念出发而厚待学者,使之获得很大的社会声望,有助于其幕府组织的兴旺不衰。
2. 具有纯属“文化幕府”的性质。襄助幕主毕沅修纂书史,是幕宾主要活动之一,这与为处理军政事务而聘用的门客、师爷、谋士大不相同。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贵族、卿大夫就有私下“养士”之风,其主要出发点在于从中获取政治影响和政治谋略。战国末期、西汉以降,也有任使幕僚纂辑书史事例,如战国末期秦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撰写而成的。但这种修书活动,仍然包含表达幕主政治理念的因素,幕僚也没有完全摆脱政治的依从关系,甚至多少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毕沅的幕府则是文化的组合,不参与时务政治。毕沅在任官生涯中,也经历不少政治动荡、军事行动,却未见其幕府起到相关的作用。其原因是在乾隆时期高度的皇权专制、朝廷具备超强政治控驭力的背景下,无论毕沅还是多数学人,都不敢贸然组成一个政治性的幕府。总之,毕沅组织的幕府不仅是一种脱离政治的“文化幕府”,而且是无涉国家公务的私家团体。
3. 具备学者动态流动中的较大规模,即毕沅任职陕西、河南、湖北各时期,幕宾虽然有来有去,但长期保持可观的人员数量。据记载,毕沅自任职陕西地方大员时开设幕府,前后存在时间长达20多年,著名学者受到礼遇和资助者就有50多位[7](P104),“士之负笈担簦走其门者如鹜,片长薄技罔弗甄录,海内慕为登龙”[3](卷末,史善长识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毕沅幕府在清中期以前都是首屈一指的。
毕沅能够组织长达20多年、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幕府,固然间接得益于他的地方大员官职(主要是因官位获得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势力),但其幕府存在和运行的机制却很少官僚气息。而毕沅个人的文化素养、学术见识、崇重学术与尊重学者的态度,是幕府中比其官位更重要的向心力。
在毕沅几十年既为高官也不忘学的生涯中,著述丰硕而精深,其中《传经表》、《经典文字辨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夏小正考注》、《易汉学》、《说文解字旧音》、《音同义异辨》、《墨子注》、《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等,是对经部、子部典籍的考释、整理和研究;《关中胜迹图志》、《山海经新校正》、《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晋书地道记辑佚》、《晋太康三年地记辑佚》以及校刻《三辅黄图》、《长安图志》等书,是在地理和金石学上的成就,属于史部著述,以上多在幕内学者协助下完成。而最有学术影响的是《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两部史学巨著的编纂,是毕沅幕府修史在当时具备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的主要体现。
三、毕沅幕府修史活动的地位与意义
探讨毕沅幕府的修史活动,不能不涉及《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的编纂。对于《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在学术界已有所研讨,但只有将之置于乾隆年间官方与私家史学相互关系的格局中评析,才能揭示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首先,让我们对其作一必要的简介。
《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其意旨乃是对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纪事时段的向下接续。《资治通鉴》是声誉极高的编年史名著,前代撰写接续之作者历有成书,但质量很差。清康熙时期,徐乾学在著名学者阎若璩、胡渭等多人参与下编纂了《资治通鉴后编》,内容为元、明两代的编年史,水平大有提高,而仍有史料不足、内容偏颇的缺陷。毕沅洞见及此,早有再行编纂之志,据史善长所撰《弇山毕公年谱》记述:“公自为诸生时,读涑水《资治通鉴》,辄有志续成之。凡宋元以来事迹之散逸者,网罗搜绍,贯串丛残。”[3](嘉庆二年六十八岁条)乾隆三十七年(1772),毕沅任陕西布政使时就正式延揽幕宾编纂,参与纂修者有洪亮吉、孙星衍、严长明等,皆当时学界才俊。此后,除毕沅自己亲加修订之外,还先后委托著名学者邵晋涵、钱大昕予以校订。全书编纂经历20多年,跨越整个毕沅之文化幕府形成至解体的始终。毕沅逝世的嘉庆二年(1797),钱大昕将已成书稿交与毕氏家属,后于嘉庆六年刻行传世。全书220卷,以编年体记述宋、元两代历史,书中夹注史事考异,亦司马光撰史成法的发扬。其中一部分存有署名,凡称“余”者,乃毕沅自撰,另署名钱大昕、严长明、洪亮吉、邵晋涵各若干条不等。这部《续资治通鉴》史料充沛,内容丰富,裁制妥善,考异精到,虽仍有缺陷,而瑕不掩瑜,远远超越历来接续《资治通鉴》的同类著述,清季张之洞评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时说:“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8](P110),洵为公认定论。
《史籍考》是毕沅幕府编修的另一部史学巨著,历时长久且几经波折,政局变易、人事动迁,均影响了此书的最终命运。对于《史籍考》编纂过程,已有文章叙述①,这里不必详细复述,仅需明其要点:(1)编纂《史籍考》的设想,为章学诚的挚友周震荣首先提出。周震荣任永清知县时,“购书都市,兼车累箧……一时文墨之士,闻风过访,往复讨论,县衙乃如名山讲社”[9](卷18,《周筤谷别传》)。其雅好学问若此,更千方百计帮助章学诚解决生计出路。乾隆五十二年(1787),周震荣想到康熙年间有朱彝尊撰著《经义考》,分类评介经学著述,而无人撰著《史籍考》,因此特向毕沅建议编纂此书,并且以此推荐章学诚入其幕府。(2)毕沅采纳周震荣的建议,表明他对《史籍考》这个编纂项目极其赞赏。因为章学诚曾请邵晋涵介绍以谋求进入毕沅幕府,“毕中丞覆以缓商”[9](卷29,《与邵与桐书》)即婉言拒绝,这当然是因为毕沅听信关于章学诚负面传言的结果,以致连邵晋涵的推荐也未接受。但为了编纂这部《史籍考》,毕沅则尽弃成见,重用章学诚。这充分表明,毕沅对编纂《史籍考》的学术价值具有深切的认识。(3)《史籍考》是一部通贯古今的史部解题目录学著述,而且内容大有扩展,既将经部、子部、集部之中记述历史者揽入,也将已佚史书列入考录的范围,还要采择或登录对史书的已有评介资料,即各部史籍的序论、题跋,堪称历代史籍的全面总结之作。(4)由于工程浩大和局势、人事的动荡,毕沅逝世后仍未完成。嘉庆年间,稿落浙江布政使谢启昆之手,又进行了一年多的编纂,继而因故停辍。道光、咸丰之间,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又组织学者进行修订,而拖延于太平军战火蔓延,全稿毁于潘家大火灾之中①。
毕沅幕府纂修的两部大型史著,一成一败,与官修的几十种史书相比②,数量似乎微不足道,但在乾隆年间史学成果的组成结构中却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上文已述,清乾隆时期,系统性历史著述的编纂几乎被官方所独占。但是,私家修史已经具备两千多年的传统,这种文化惯性难以阻遏。事实上,当时的史家仍有强烈的撰写一代之史欲念,郭伦撰有《晋记》68卷,陈黄中一直致力于重修《宋史》,终生未成,后来其子接续,邵晋涵亦有重撰《宋史》素愿,章学诚曾催促邵晋涵尽快着手[9](卷9,《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钱大昕欲重修《元史》,且已成部分志、表以及纪传初稿。然而,私家单枪匹马地个体撰史,有其很难克服的劣势,人力、物力、史料征集都远远无法与官方比拟。私修高水平的大型史书更不容易,需要在史料充沛、生计无忧的条件下,毕生专心致志,这就是当时有志者多而成功者少的原因。在这种局面下,毕沅幕府的修史活动作为私家修史的补充而产生,其意义重大。
第一,幕府修史方式汲取了官方修史活动的某些长处,如多人参与、分工合作,既避免势单力薄,又可以讨论参酌,弥补私家个体修书的弱点。毕沅个人作为胸怀著述之志的高官,采取聘用幕宾的方式纂修书史,大型史书如《续资治通鉴》的纂修,仅在考异中署名者就有毕沅、钱大昕、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严长明、瞿中溶、李锐、汪剑潭九人,实际参与撰写与讨论者还应更多。由于幕主具备较高官位,修史中还可变相地利用官方的部分资源,《续资治通鉴》在纂修与考订过程中,就利用了官方“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多种宋元时代佚书,从各地征集之书中“所载事涉宋元者”,“毕公悉钞得之,以为此书参考之助”[10](P39),这是其编纂水平超越以往同类著述,从而挺立于史学学术之林的重要条件。
第二,毕沅幕府修史,打破官方纂修大型、系统史书的垄断地位,争得私家史学接续前代名著的一席之地。幕府修史与依靠政权力量组成官僚化模式的史馆、动用公帑作为经费的官方修史有着根本区别,更贴近于私家史学的性质,成书署名为幕主个人,选题、义例以及一些具体措施也由幕主裁决。例如,著名史家邵晋涵为毕沅校订书稿的同时,建议书名应当称做“宋元事鉴”,得到章学诚的赞成。邵晋涵的想法是:“宛转谦避,盖取不敢遽续《通鉴》,犹世传李氏谦称为‘长编’耳。”章学诚则认为“宋元事鉴”正好与《宋文鉴》、《元文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但毕沅予以否定,坚持定名《续资治通鉴》。毕沅指出: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超过千卷,“则‘长编’自是李氏著书本旨,非谦避‘续鉴’名也”,况且“编年至《通鉴》法式始□”,不必回避其名称,“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9](卷9,《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最后当然以毕沅的意见为准。平心而论,邵晋涵想法孱弱,远不及毕沅,即章学诚的见解,虽有自开“一成之例”的气度,但见识仍逊毕沅一筹。宋代以后,“通鉴”已成编年体史著楷模,影响深广。毕沅在努力提高著述水平的前提下,正好借《资治通鉴》的影响,以《续资治通鉴》高自标举。而“宋元事鉴”之名,无法直接反映出编年体系统性著述的性质,反而疑似明代那种驳杂书史随意命名的浮躁之风。名称采用“续通鉴”,在乾隆时期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官方已经续“纲目”、续“三通”等,大肆占据了对以往史学名著的续编。毕沅受官方修史题材启示,抢占一“续”,却不自觉地充当了打破官方垄断地位角色,是私家传统撰史精神的体现。这为同时学官及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稍后谢启昆靠幕宾之力修成《西魏书》,乃是积极的效法者,只是学术成就与影响逊色于毕沅的《续资治通鉴》。
第三,毕沅幕府修史活动,向官方总结史学遗产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周震荣、毕沅设想编纂《史籍考》之际,官方《四库全书总目》已大体完成①,其书性质、特点为世人所知,其学术价值、治学效用之高,也无可否认。《史籍考》的图书性质,实与《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接近,而其学术目标则是要超越《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之上,而更加全面、深入。从现存章学诚草拟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相关资料中,可以了解其书的性质与最初编纂意图:(1)《论修史籍考要略》开宗明义就讲《史籍考》将仿朱彝尊《经义考》“既辩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间为案断,以折其衷”的撰述方式而“少加变通,可见《史籍考》是一部通贯古今、扩大内容的史部解题目录学著述”[9](卷13,《论修史籍考要略》)。《论修史籍考要略》第二条“家法宜辨”,明示将要分类著录和介绍各种史籍,这是解题目录著述的性质;“采群书叙录,间为案断”以及第三条“剪裁宜法”,都表明应当采择或登录对史书的已有评介资料,即序论题跋,并且加以按语,这是比解题目录之书扩大的内容。(2)《史籍考》还拟将经部、子部、集部之中记述历史者揽入,这是打破传统的图书部类区分,使内容扩大的措施。(3)将已佚史书列入考录的范围,这就突破历来艺文志主要著录仍存之书的惯例,更能够反映史学发展的全面状况。(4)其编纂方法是“现有之书,钞录叙目凡例;亡佚之书,搜剔群书记载以及闻见所及,理宜先作长编。序跋评论之类,钞录不厌其详。长编既定,及至纂辑之时,删繁就简,考订易于为力”。
如果说《四库全书总目》是对尚存史籍的清理和总结,那么《史籍考》是要对史学发展总历程予以清理和总结,因为它不仅包括经部、子部、集部在内的史学文献,还包括亡佚之书、历来史籍的序跋、题评等。这样,《史籍考》工程浩大自不待言,而其对于官方史学的竞争与挑战,则比《续资治通鉴》尤为明显。无论是主持人毕沅、倡议者周震荣,还是实际纂修人章学诚,对此都是了然在胸。在官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方成,毕沅幕府就着手这样一部《史籍考》的编纂,其魄力、动机,其地位、意义,皆是不可低估的。
私家修史传统已然经历二千余年的积淀,但乾隆时期,却显现出在全面总结传统史学与纂修大型史书方面的弱势,幕府修史乃是应运而生的一种弥补。因此,毕沅幕府修史具有的特殊意义,源于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以纂修《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标志的修史活动,是对朝廷修史强势地位的竞争举动,是调整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发展不平衡局面的尝试,是新的修史主体在形式上的自发探索,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续资治通鉴》显示了这种竞争、尝试和探索的成功,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表现了幕府修史活动的严重局限。
首先,幕府修史远没有成长为稳定、普遍的组织方式,在清代仅仅是零星的、散发的,只有个别官员具备这样的学识、志愿、勇气和条件。毕沅之稍后,有谢启昆幕府进行修史活动,《西魏书》是其主要成果。随之有阮元的文化幕府,但修史已经不占重要地位,而更多的是从事经学文献的整理。因此,在整个社会中,幕府修史的力量乃是很薄弱的。
其次,幕府的修史活动虽然可能打造出多人合作的优势局面,但其组织上是十分松散的,这与官方修史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幕主的人格、学问、气度的感召力与提供的经济待遇,对幕府修书事业的成败固然影响很大,而官场浮沉,政局动荡却是关键因素。《史籍考》的纂修,就曾因为毕沅的贬谪及湖北发生苗民动乱而停顿。因此,幕府修史活动的维持,实际受到官僚政治体制的制约。
再次,幕宾之间能否和衷共济地予以合作,是个极为复杂的因素,幕主缺乏官方修史机构那样的权威,难以控驭和协调,直接影响大型书史的纂修进度和成败。《续资治通鉴》的编纂由于毕沅亲自参与和主持,以其个人魅力以及与每个幕宾的和谐关系,抵消了幕宾之间的矛盾,且由于起步较早,终于能够较好地修成。而《史籍考》则委托章学诚主持,情况大为不同。章学诚在史学、校雠学上具有高深造诣,从学术而言无疑是最佳人选,但他与洪亮吉等幕宾矛盾很深,时有争辩,毕沅虽安排洪亮吉、凌廷堪等参编《史籍考》,但洪氏所有著述中未曾提及此事一字,查不到他做有任何工作。这种态度势必扩散影响,成为纂修工作的负面因素。
以上几点局限性,说明幕府修史机制虽然在形式上似为官方、私家之外的又一修史主体,但本质上乃是以私家主体为基础,部分地吸取了官方的多人合作方式。它受到整个官僚政治社会体制的挟制,是“文化幕府”致命的困境,因而在君主集权与官本位的社会,无法发展成类似近代民间学术机构和近代大学那样的相对独立的团体。不过,毕沅之后,“文化幕府”的修史活动在清代像新星一样不时闪现,如谢启昆、阮元、潘锡恩、曾国藩等幕府,(谢启昆幕府,嘉庆年间纂有《小学考》、《西魏书》等;阮元幕府,嘉庆年间编纂《宛委别藏》、《经籍篹诂》等;潘锡恩,道咸间召集幕宾编辑《乾坤正气集》、接纂《史籍考》等;曾国藩亦以幕宾编书,同治年间搜集王夫之著述,编成《船山全书》)是为显例。这些现象也值得在史学史研究中予以继续探讨。
参 考 文 献
[1]御批通鉴辑览[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清高宗. 御制文二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史善长. 弇山毕公年谱[M]. 同治十一年(1872)镇洋毕长庆重刊本.
[4]钱仪吉. 碑传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5]毕沅. 灵岩山人诗集[M]. 续修四库全书本.
[6]叶衍兰,叶恭绰. 清代学者像传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7]尚小明.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D].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1997.
[8]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0]陈祖武等. 乾嘉名儒年谱[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雪萍]
The Status of Bi Yuan’s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in His Offi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during Qianlong Period
QIAO Zhi-zhong,LI Jin-hua
(college of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 in Qing Dynasty, the historiography of government is thriving, and the compiling of many large and systematic historical books is almost occupi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activities to compile history books in Bi Yuan’s office in the official ways of organizing people to cooperate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private compiling history in manpower, materi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Being represented by the compiling activities of Xu Zizhitongjian and Shiji Kao, it breaks the monopoly of government and challenge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government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historiography, and becomes a new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Qianlong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successful compiling of Shiji Kao reflects its shortcoming such as insufficient organization and restriction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Key words: Bi Yuan; General’s Office; the historiography of government; private compiling 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