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形下，为加强军队党、地方党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其成果不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起到了领导中枢的作用，而且对于其后中央苏区的建立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井冈山斗争时期 党的建设 历史贡献
邓小平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1］P44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阶段中极为紧要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势下，为建设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非常宝贵的创新成果。这不仅使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中枢的作用，而且对于其后建立中央苏区，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
一、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军队中发展党员，是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保障
用什么办法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党能够握有自己的武装，这是秋收起义前委首先遇到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切地体会到：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很是薄弱。由于每个团才只有一个支部，党员的人数也很少，因而党在士兵中没有基础，这样就抓不住部队。受曾在北伐军担任团指导员的何挺颖的启发，毛泽东对部队党组织结构的问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在三湾改编期间采取了一项变革性的举措，就是在建制改编后的部队中推行“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原则。前委规定每个连队都得设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各连、营、团均设党代表。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凡是重要的军政事务都得经过支部、党委讨论决定，党代表有最后决定的权威。各级党委归辖于前委。
支部建在连上和设立士兵委员会，是党在组织制度上进行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有益探索。支部建在连上的创举，成了井冈山红军党组织建设的原则。自上而下建立士兵委员会，确定了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红四军成立时在全军“一大”会议上，作出的决议之一就是加强军中党的建设，重申“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党代表制度。
组建后的红四军军委，由毛泽东任书记（后陈毅、朱德都担任过）。军委对部队中党员发展予以了高度重视，到1928年6月，红四军4个主力团只有党员2500余人，还没有包括军部和直属单位的党员，达到了军委“须在战斗中发展党员，其比例至少须1/3”［2］的要求。6月16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军间的党在形式上已普遍组织。”
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实践充分显示，党支部建在连上和设立党代表制度，是红军艰苦奋战而不溃散的一个重要原因。连队有了党的支部，就有了政治灵魂，就有了团结士兵的凝聚力。特别是连队的党代表，其作用更为显著和重要。“连支委为红军党的政治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负责者，并同时负责计划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3］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4］P54-87。为了使红军中的党组织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红四军军委制定了一系列的建设原则，确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及治军条例，包括完善军队的组织建设，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建设措施，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指挥枪”的原则。
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红军从体制上开始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后来中央苏区的实践中，在要不要坚持这一政治原则的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不一致、思想不统一的偏向，同时受到旧军队习气的不良影响，产生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以至于出现了红四军党的“七大”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八大”仍然争论不休的情况。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决议中明确指出：“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5］P811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上对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对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6］P230-232“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7］总的来说，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根据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建军经验和教训，结合红军在赣南、闽西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在组织上奠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最终树立了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的军魂意识，为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采取“军队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是建立群众斗争领导中枢，打开地方工作局面的必要举措
在扩大军队党组织的同时，前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毛泽东率领轻装主力沿酃县、遂川边境游击了一圈。根据耳闻目睹到的情况，毛泽东感觉到：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基本上破坏殆尽，下一步的武装斗争就象撒网，撒网必须抓住网绳，这个网就是重建各县党的组织，惟有如此才能建立群众斗争的领导中枢，打开武装割据的局面。1927年11月1日，前委在茅坪象山庵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着重部署各地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会议结束后，前委根据重建党组织这一工作时间紧迫，人手缺乏的现状，从部队中抽出了20名军政干部，赴各县帮助开展工作。毛泽东带着蔡会文来到永新的秋溪，组织群众斗争了大土豪龙德普，培养了李松林、牛福生等八九名农民加入党组织，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
中国工农红军不同于任何旧式军队，“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组织等项重大任务。”［8］P85-96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更加需要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以推动各项地方工作。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制定了七项政策、策略，其第三条就是“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其后，红四军军委又抽调几十名军队干部，派赴宁冈、永新两县农村帮助发展党员，加强基层支部建设，以形成群众斗争的领导核心。
除了平时把干部派下去，红四军每打完一仗，便分兵各地，按照军委“须在乡村区域重建党的组织，建立工农政权，以组织农民分田”的布置，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能在不长的时间形成壮观的局势，原因是各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党起到了“龙头”的作用。
红四军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成功运用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建的这一建党经验，始终让军队中的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派人帮助党的建设工作，将此当成关系到红军建设与根据地巩固的必要措施。1930年3月18日发出的《前委通告第三号》，作出明确具体的决定：“红军的前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做指导工作。”自1929年四五月间至1931年5月，红四军前委不断地派出军队党组织，所到之处，积极开展地方党的建设工作，在赣南区域协助建立了25个县委，1个县工委，1个市委和11个区委。闽西的龙岩、永定等5县，在1929年4月前，地方党员人数在1000人左右，经过红四军的两次入闽，以军事斗争的取胜打开割据局面，然后抓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仅在两个月当中，使闽西的党员人数发展到7756人。［9］P506这仅是区域性的，一个时间段的统计，事实上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四军前委极为重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这项工作，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毛泽东等人始终把握住了这一原则，并积极付诸实践。
三、把党的先进性政治作用放在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上，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突出特征，是最早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强调要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毛泽东等人意识到了“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0］P57-84因此，“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1］P87-84前委、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始终把党的先进性政治作用放在党员的思想教育上，将其当成不可忽视的基本工作，持之以恒地常抓不懈。具体的做法有：
一是对党员进行共产党的基础理论教育。为了补上许多党员对党的基础知识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这一课，要求各级党支部，党部组织学习，或开办训练班。特委以及各县县委自编了旨在增强党的基本知识的通俗读物，翻印了《共产党纲领》、《共产主义须知》等讲义。
二是进行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的教育。针对1928年5月间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从党内提高党员的必胜信心，扫除悲观情绪，各级党支部、党委以个人交谈、集体学习、办班轮训等方式，向党员们讲述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意义，讲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结合国内军阀混战的形势和割据区域的现实，讲述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是进行了纠正非无产阶级倾向的教育。边界党的思想建设，是在不断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过程中进行的。对于一些错误的东西，如单纯军事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私留缴获武器、“分团主义”等特委和军委的措施一是进行坚决的斗争，二是开展党内教育。毛泽东等人十分注意处理地方党出现的问题。光是在宁冈，就花气力整顿过三种倾向的党组织，即“姻亲党”（县委常委四五人间是姻亲）、“家族党”（同村同族的党员为一支部）、“土客籍党”（两籍的党员为维护本籍利益发生争斗）。由于各地的党组织能够针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行径，作出及时的批评和纠正，使不少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在党内得到抑制和消亡在萌芽状态。同时也增强了党员在政治上的“免疫力”，这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战斗力，是非常重要的。
边界党和红军针对实际，切中时弊地抓党的建设，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使边界的党逐步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轨道。
中央苏区时期，无论红军中还是地方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大大加强，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当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我党我军政治工作开拓者之一的聂荣臻，将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总结出7条经验：1.用革命理论武装红军，使红军将士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打仗、而奋斗；2.党必须指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士气兴衰的大事；3.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依靠团党支部，发动全体干部、党团员来参加，而且干部和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才能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4.必须从政治上到物质上关心群众，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疾苦；5.提高部队的文化素养，发动革命竞赛，培养与发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的荣誉感；6.一切政治工作必须为着前线的胜利，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必须落实到完成党和苏维埃、红军的具体任务上；7.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必须经常注意发现和培养、选拔干部，不断充实和加强党的干部队伍。［12］P203-212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在党的建设上仍然坚持的是井冈山时期创造的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原则，而且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政治原则，因此尽管当时党的成分中依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但是党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四、培养党务干部，造就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
要使边界党成为领导边界军民实行武装割据的核心力量，其重要环节是造就一支坚强有力的党的干部队伍。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党和毛泽东等极为重视党务干部的培养，努力造就干部人才。
就红军中的党务干部而言，各级党代表显得极其重要，因为党代表是红军领导中的核心。由于党代表们无论是群众工作还是作战，总是身先士卒，所以伤亡得多，需要不断地补充。补充的办法一是举办政治训练班，选拔那些具有一定政治工作能力的班排长受训，结业后任命。二是发现人才就地提拔，越级任用。三湾改编期间任命为党代表的何挺颖，就是从连指导员提拔上来的，还有营党代表宛希先，连党代表罗荣桓、刘炎等人，均是如此。
在培养地方党的干部方面，毛泽东等人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最为重视的是选任各县的县委书记。井冈山区域的县委书记，大多数是毛泽东在充分了解、知人善任的基础上指定的。1927年11月初在象山庵联席会议上，前委根据永新县党组织的现状，决定改组县委。毛泽东指定刘真任书记。1928年1月建立中共遂川县委，毛泽东找了多人谈话，最后提出由陈正人担任县委书记。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也是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点定的。酃县县委的两任书记刘寅生和李却非，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征求意见后任命的。对于各县县委书记如此的任命程序，并非前委书记作风不民主，在选定县委书记时由他一人说了算，而是毛泽东深知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在事先经过对这些同志的考察，认定他们堪挑重担之后才这样做的。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将关注的目光投在了乡、区党务干部的培养上面，宁冈县古城区区委书记胡白凡，就是毛泽东提议由坳头乡支部书记任命的。边界特委对于培养基层党务干部最主要的做法是：由各县县委举办党团员培训班，挑选那些立场坚定，斗争勇敢的基层党员参加培训，结业后视情况任用。
中央苏区时期，党在培养发展党务干部方面，显然也受到井冈山时期的党的干部政策的影响。中央苏区时期的干部培养力度比井冈山时期更大，特别是注意培养土生土长，经受过实际锻炼的地方干部。在赣南、闽西，这批干部的数量很多，有一部分是地方上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领袖，在广大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还有一部分是在红色政权建立后，由各级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选调来的。他们中大多数在县以下党的机关工作，也有少部分担任了省级和省级以上的党内职务。根据资料统计，在1933年中央苏区疆域最大的时候，有各级党政干部二万人以上，其中有一半左右是党务干部。中央苏区的干部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汇集在一起的。他们为着中国革命的事业团结一致地奋斗不止，成为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一代精英。
五、进行组织整顿，实行吐故纳新，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得力手段
在展开党内教育的同时，湘赣边界也注重党的组织建设。首先是建立和健全军队、地方各级党组织机构，理顺关系和建立规章制度。红军连队党支部开始建立的时候，称为连支部干事会，由3至5人组成，至红四军成立后改称为连支部委员会，委员扩大到5至7人，支部内设正副书记，书记由党代表兼任。支部之下以班、排设立党小组，有组长1人。红四军成立之前，军队党员基本上是秘密的，但各级党代表的身份公开。1928年5月后，军中党员逐渐增加，党的组织公开了。红四军党内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军委，军委书记由全军党代表选举。
湘赣边界地方党的机构分为四级。即乡党支部（大的支部下有小组）、区委、县委，县委受辖于特委。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均由前敌委员会统辖。前委是1927年9月由中共湖南省委建立的，翌年3月被撤销，改组为师委，对地方党不能过问。至同年11月中旬，按照中央来信指示重建前委，中央指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谭震林等4人为委员。
湘赣边界党的建设，其鲜明的特征之一，是根据党组织的现状，实行组织上的吐故纳新。红四军各连支部在发展党员时，对于军委，特委“注意数量的时候，特别注意党员的质量”［13］的指示，执行得较好。支部对每个培养对象都进行程序性的考察，然后履行入党仪式。而地方党的发展却有着深刻的教训。1928年5月起，各地公开征收党员，挂出牌子号召人们入党，有的地方采取拉夫式和“连带发展法”，甚至规定每个党员要发展3个对象以上，大的乡支部要发展党员80以上。永新县6个区，138个乡支部，全县有党员4000余人。到同年6月底，边界各县党员人数达一万以上。
由于党组织大门洞开，没有认真地“守门查票”，造成了蜂拥而进和投机入党的现象，一些小地主、富农、阶级异己分子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党票。结果在革命发生危难的时候，这些投机分子掩饰不住其阶级本质，“八月失败”时，他们纷纷“反水”，使各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师井冈山后，针对百废待举的地方工作局面，首先抓了对党组织的整顿。边界党的“二大”决定“厉行洗党”，“宁冈、永新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14］P57-84。洗党的做法是：对不敢站出来领导群众斗争，起不到党员作用的，一律洗去；对被敌人抓去做了坏事的，查清楚问题予以除名；对叛党投敌出卖了组织和同志的，作出严正查处，罪行重的予以处决。边界的洗党运动，扎实有力地进行了半个来月。经过整顿后的边界党，党员人数为4000左右，减少了一半多，但战斗力明显上升。重新建立的各级党组织转入秘密，着重引导党员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党员进行政治学习，重温入党誓词，特委和各县县委都举办了党员培训班。整顿后的各地党支部，分外注重从群众斗争的骨干分子中吸收新党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整党运动——井冈山洗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了党的建设，提高了党的战斗力。这一成功的建党措施，其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若干历史时期，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始终把整党运动和组织上的吐故纳新摆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的教育活动，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紧扣时代脉搏，像当年“井冈山洗党”一样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关键。
六、惩治党内腐败现象，树立廉政党风，是加强党的建设的艰巨任务
在井冈山红色区域取得局部政权的湘赣边界党，最早地擎起了反腐倡廉的旗帜，始终将惩治党内腐败，树立廉洁党风，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由于各级党政干部成了掌握权力的“红色官员”，经常面临着如何对待权力、金钱的考验，随时存在着产生腐败现象的可能，因此需要建立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因为党和红军要做到“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15］P136-141，就必须保持自身的廉洁，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会在群众中间产生政治影响，都会受到群众的唾弃。失掉民心，失去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支持，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为民，谋利为民的政治基础。
红色区域的经济如此困难，军民的生活过得如此艰苦，还能有贪污腐败的现象出现吗？其实这一痼疾，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也不能幸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在红色区域……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16］P71-72既然这样，就得以决然的手段加以严肃查处，这是边界党的坚决态度。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司务长古某，在葛田乡的水东村向群众买猪，谎称没带钱就把猪赶走。事情被查实后，军委认为古某侵吞群众东西，属情节恶劣的敲诈行为，应严厉惩罚。对古某的处决，充分显示了红军纪律之严明。新遂边陲特别区赤卫队，对打土豪的财务集体截留，被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查处。宁冈县委对坝上乡政府主席、长溪乡政府军事委员两桩贪污腐化事件，作了撤职查办、公布丑行的处理。还有一些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平常不为群众办事，热衷于吃喝，贪占公物，成为党内的蛀虫，边界党对这些腐败分子采取了毫不姑息的惩治手段。为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群众性的监督作用，边界党还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为打造廉洁党风形成良好的外部条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始终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和长期任务。这一做法在中央苏区得到了内涵更为丰富的运用和发展，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苏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将反腐倡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从1932年4月至1934年3月，中央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查处了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熊仙璧、刘仕祥贪污案四起重大的贪污案件，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反腐败引起极大震动。在严惩腐败犯罪的同时，中央苏区加强反腐制度的建设，创立了一套富有权威，行之有效的红色政权的监督机制。此外，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都率先垂范，倡导和保持了良好的个人操守，根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主席也是饿过肚子的”，“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17］P80毛泽东从不随便接受群众的礼物。1932年春他在叶坪附近的东华山寺庙养病，附近老表知道后，送了几只鸡前去慰问，警卫员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坚持不收，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按照市价付钱后，老表才走。此事被毛泽东发现后问清经过后才算了事。［18］P89-91由于苏区持续不断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并且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上中央领导人自觉地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发挥了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在中央苏区这块红色的土地上逐步形成了为广大群众所称颂“苏区干部好作风”。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
综上所述，井冈山时期的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探索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尝试，初步解决了长期处于武装斗争条件下和农村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触及革命战争年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其理论创新程度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突破性发展；就其实践效果来看，一方面直接有利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对以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建设史上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杜修经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3］《红四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1月。
［4］［10］［11］［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6］参见黄少群：《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新华出版社，1998年。
［7］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9］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13］《湘赣边界个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
［15］［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18］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责任编辑 梅 宏
